“警惕坠入率性、煽情、自溺和反智的陷阱”

心得和体验买不回来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你受邀担任“扶青计划”的艺术顾问，你已经提前看了不少作品，也以“特别工作坊”的形式参与年轻戏剧人的创作过程，内地的这些年轻人给你什么样的印象，你能为他们提供哪些帮助？

荣念曾：他们的作品相对比较温和，我想，这是不是反映了温和才能参加艺术节？我跟每个作品的创作者都有一个小时的互动和聊天，有些作品我马上给出了建议。年轻人想创作很重要，我要让他们知道怎么去了解剧场，怎么创作。

创作是一面镜子，第一步是看见自己，能够看见自己之后再去评论，这是有一套方法的。但是全世界在艺术大文化的生态里，最缺乏的就是艺术评论。现在的艺术评论不去讲艺术的准则在哪里。

我来做这个工作，就是要以艺术批评的方式告诉年轻人，你干吗要做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舞台，哪些东西你没有做到。我会一直提醒他们，作品里有没有反思和辩证？真正的启发就是把话讲清楚，他们才能去做创作，才能有创意。

“扶青计划”是一个大工程，怎么做好很重要。需要不断地寻找、研究、做案例分析、研发，也许艺术节做得并不完美，但是通过这些选出来的作品，也反映出中国艺术青年对艺术的向往，反映出艺术个体户在兴起。艺术节是艺术发展的缩影。我在想艺术组织与艺术发展的关系，艺术组织是否只是一个铁饭碗，现在的评奖体制好像拿了奖之后就成功了，但“扶青计划”可以做得超前一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做一个五年的计划。

日报：1982年你们创立“进念·二十面体”时，就是一帮年轻人凑钱做了这件事。跟今天的内地青年接触之后，你是否会回想起当年的那些压力和困难？

荣念曾：我们选择创作，不是在讲压力跟困难，想做就做嘛。饭怎么吃，房租怎么交，未来五年怎么买房买车，这些都不是艺术家想的问题。我很佩服今天的这些年轻艺术家，从大学毕业以后，没有进专业团体，而是做个体户，独立去搞创作。这很像五六十年代的纽约，艺术家平时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能让他们保持创作的状态。

搞创作需要有心得和体验，这些不是钱可以买回来的，也不是学校可以学到的。创作者所获得的东西，不是用世俗去计算的。你开始感受到你跟四周的关系，这些都是专业团体里面体会不到的。

我希望“扶青计划”里的年轻艺术家是敏锐、超前的，他们不是为了争取一点创作费，也不是为了名扬四海，而是为了在一个平台上讲自己想讲的话。

艺术家应该也是一个评论家

日报：你曾说，“进念·二十面体”的创作是百无禁忌的。在上世纪80年代，你们在戏剧创作上的大胆，是否跟当时香港回归前躁动不安的社会气氛相关？你对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有何忠告？

荣念曾：关系肯定是有，但那不是八十年代的专利。艺术的本质就是百无禁忌。所谓百无禁忌，就是我们不需要很犬儒地去处理禁忌，先行就自我阉割了。胆子大的艺术家，什么都可能做，动荡只是相对的。哪怕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有的艺术家每一天都很动荡，那是一种内心的动荡，包括寻找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分析跟社会的关系、内心的不安。艺术家的敏锐和超前，能让他们发现一些潜伏性的问题，不会因为社会表面的平静而归于平静。

现在的艺术变得商品化，艺术家也只谈经济价值，他们的作品就会变得为了生产而生产。我觉得艺术家应该也是一个评论家，要不断自我追问，作品有没有内涵，有没有反思、辩证和自我批评。这也是我常常跟青年艺术家说的，要警惕坠入率性、煽情、自溺和反智的陷阱中。

日报：舞台对你而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其中有关于社会、政治、语言、文字和跨界文化的实验。你怎么看舞台与现实的关系？

荣念曾：舞台是现实的一部分，但有时候也可能超脱于制度之外，成为现实世界的反照、借鉴乃至前瞻，所以舞台可能会成为制度最严厉而直接的批评工具。舞台不但是世界的缩影，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