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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物流先锋DHL发布了第三版全球连通性指数(GCI),该指数报告作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Pankaj Ghemawat以及西班牙商学院资深研究员Steven A. Altman. Ghemawat将深度和广度结合,对世界上连通性强的国家进行了排名,并对全球化状况进行了详尽分析。(更多独家财经新闻,请加微信号cbn-yicai)
基于对全球所有跨境的贸易流、资本流、信息流和人流的综合衡量,最新的报告显示,全球连通性已基本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其中,荷兰继续成为全球连通性最高的国家,紧随其后是爱尔兰、新加坡、比利时、卢森堡、瑞士、英国、丹麦、德国和瑞典。
欧洲仍然是全球连通性最高的地区。在世界最全球化名列前10位的国家中,除新加坡之外,都位于欧洲。美国其次,在一百多个国家当中,美国的连通性名列第二十三位。2011年至2013年之间,全球连通性平均增幅最大的国家在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只有中东和北非的连通性出现大幅下降。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复苏后,国际交流的深度,即跨境交流的比例从去年开始加速。尽管如此,作为全球化程度直接衡量标准之一的贸易深度却继续停滞不前。所以,当前全球连通性的总体水平仍然有限,这意味着一旦其在未来有所提升,将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收益。
最好还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全球化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一些人为之欣喜,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穷途末日。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程的压力增大,国际贸易谈判的阻力也日益增加。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DHL全球连通性指数对全球化进行了全面并且基于事实的解 读,显示了各国在进一步提高其连通性方面的巨大潜能。我相信,一个繁荣的世界需要更加频繁和深入的一体化进程。”DHL 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阿佩尔 (Frank Appel)说。
尽管今年的DHL全球连通性指数表明全球化从金融危机期遭受的沉重打击中恢复了过来,但国际贸易、资本、信息以及人员流动并未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状态。世界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但这不代表着更全球化,因为不同的流动代表着不同的趋势。
该指数显示,大量的经济活动都在转向新兴经济体,将全球经济重心推向东方。新兴国家现已参与了大多数国际交流,而在2010年前,大部分国际经贸活动都是在发达经济体之间流动。需要指出的是,全球连通性在2011年至2013年之间升幅最大的10个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布隆迪、莫桑比克和牙买加的增幅最大。
总体来说,国际交流间的跨界活动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基于通讯、印刷出版物、贸易以及国际互联网带宽综合衡量,各国之间的国际信息流动继续飙升,且每年都在刷新新的记录。同时,基于境外资本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综合衡量,国际股权投资较过去一年稍有增长,但国际贸易和股权流动仍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跨国活动的比例呈上升态势,这也是所谓的全球连通性的“深度”。这是一利好的消息,因为它有可能产生达到数万亿美元的收益以及其他非经济收益。另外,当前国际化水平仍较低的这一事实可减少许多民众的担忧。如移民,移民比例只占世界人口的3%,这与1910年的情况差不多。如果人们被告知其国家人口中移民所占 的真实比例时,反对更多移民的声音可以减少一半。
但全球化和国际化是不一样的,两者的区别对公司和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活动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不仅需要有很高比例的跨境活动,而且这些活动的国际性流动需要分布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仅仅集 中于其周边国家。人们所追踪的每个类别国际流动的“广度”:贸易流、资本流、信息流和人流自2005年以来一直都在下降。各国的出口、股权投资、通讯等组成的全球性流动的相似性与金融危机前还有着很大差距。更有趣的是,与几年前相比,国际间相互的交流距离更为遥远。
经济体未与变化同步
为什么全球化的广度变窄,国际间相互交流距离更远?这只能说明发达经济体并未与其变化保持同步,企业将错失新兴市场的更多机遇。因为发达经济体及其公司正进入更远的且快速增长的市场,但国际流动的变化未与全球化流动保持统一转变。比如,出口强国德国,其产品出口到欧洲以外的比例增长从2005年的27%增长到2013年的30%。如果德国要维持其产品在其他国家进口中的比例,它需要做得更多。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Pankaj Ghemawat教授指出:“如果违背这一发展趋势,发达经济体中更多的企业将需要提升自身能力来利用远地区的增长。这尤其体现在持续数十年的贸易区域化趋势已逆向发展。”事实上,2014年全球连通性指数显示,所衡量的每一种贸易流、资本流、信息流和人流在2013年都扩展至比报告基线年2005年更远的地区。
世界全球连通性的有限深度及宽度下降都指向了尚未开发完善并加速全球经济增长的机会,但也增添了一丝紧迫感,因为上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然而,黑暗并不应当过度渲染。根据最新的预测,相比1980年、1990年和2000年、2014年至2019年世界经济的增速仍超过去。这对全球化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因为全球连通性趋势的深度与全球宏观经济增长是高度相关的。
鉴于这些基础,人们真正恐惧的是政策失误。只有改善国内商业环境以及直接扩大国际流动的政策才能改变国际交互的深度和广度。在世界多地宏观经济仍然薄弱的环境下,全球化和经济活动转向新兴经济体的转变仍是时代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