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的讲座主题为《大国空巢——从单独二孩实践看我国人口危机》。人口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易富贤做了主题发言,介绍了中国人口面临的生育率超低、人口结构扭曲的现状,并提出,单独二孩政策对缓解中国人口危机只是杯水车薪,应该迅速全面放开生育并且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处于超低出生率水平。0-14岁人口逐年下降,同时性别失衡情况严重,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高达118.06,远远高于103-107的正常水平。人口学者判断,中国已经进入加速老龄化叠加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将在经济、教育等各个层面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
2014年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遇冷,截止到2014年十月底,全国仅83.8万例申请,并且在逐步减少。易富贤预测,单独二孩实施前四年可能总共多出生的人口只有100万,远远低于相关部门和学者此前的预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认为,当前应该迅速废除独生子女政策,使已经高度异化的中国教育尽早回复正常。他说,我活了64年,看到了太多独子难教的案例,接触了许多智商很高的傻瓜,深感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的戕害。
周孝正从历史角度剖析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危害。他用“宏观无效,微观有害”做了概括,并强调生育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应该还给民众。计划生育的主体毫无疑问应该是夫妻双方。他认为,人多已经成为中国很多问题的替罪羊,现在应该澄清这个误区。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应该迅速停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则建议,应该从犯罪预防和国家治理的层面来思考性别失衡问题带来的光棍危机。他透露,由于生源减少,目前不少大学研究生院完不成招生计划。
北京回龙观精神病医院医生武志强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独生子女性格发育养成上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制度干掉了黑社会,因为黑社会建立在义气的基础上,而独生子女则存在自私、人际交往中不平衡感强烈等问题。而很多家庭中存在的隔代教育现象更加剧了这一问题。像借高利贷一样,未来将要付出成倍的代价来偿还。
农林水产省前官员山下和仁曾撰文将此次“大米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减反政策”。
持有全职工作签证或各项入境计划下签证的人士,将不再符合申请政府资助专上课程学额资格
合理确定产科服务价格水平,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并适时调整相关医保支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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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5个月入境日本的国际游客总数,累计达1814万,超过了去年同期1464.17万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