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张謇的理想国

晚清有两个人奠定了中国商业模式上的两种路径。一是盛宣怀，他“发明”的“官督商办”模式，可谓中国国有企业模型的鼻祖，一直延续至今；而另一个便是张謇，他是民营实业家的典型代表，毛泽东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但不能忘记张謇的，又岂止是轻工业？

张謇是清朝最后的“状元”。在1894年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最后年月里，张謇是恩科取士的状元，而就在这一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张謇及一众文武大臣冒雨跪迎慈禧太后，慈禧乘轿经过，连头也没有抬一下。

多年后张謇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事实也确实如此，对清朝的失望，让张謇在一年后放弃了仕途，转身从商。这是自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以来，破天荒的大事，因为“士农工商”的理念在中国横行千年，“状元”张謇弃“士”从商，千古不遇。

但状元办厂，却很有章法，这也预示着中国的精英人群回流商业的一个起源。张謇办的是一个纱厂，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也从这个名字起始，状元张謇的事业便有诸多的理想主义色彩。

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才能。在创办大生之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百年后视之，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

但与这些相比，张謇最大的贡献，还是他“绅督商办”的模式，这也是晚清企业史上的巨大进步。作为股份制的大生纱厂，股本中有一半是官股，不过终张謇一生，他都从未让官府的手伸到企业里来。

而身为“总经理”，张謇本人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更伟大的地方是，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权威将企业一点点地据为己有，这在当年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中，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状元最终的事业却依然以破产告终，悲剧的源头是时代使然，却又不仅仅是时代。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唯有治理一方水土。所以从1903年开始，张謇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中。

将近20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 “理想的文化城市”。

也就在这一年，大生的纺织事业，却因为战乱导致原材料暴涨，面临停产歇业的危机。但这还只是表面因素，真正导致大生破产的，是从一开始，它便背负了理想主义的沉重包袱。

为了南通的公共事业，大生纱厂常年无偿输血，已远超企业正常的负担；在经营中，张謇所办的垦牧产业，也是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的事业，投资大，周期长。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2119万元，这些最后都全数失败。

1926年7月17日，张謇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适为他的传记做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