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
“我现在立志成为一个小说家,不知道晚不晚?”香港作家陈冠中的长篇作品《什么都没有发生》近日在内地出版,他在接受采访时反问道。
办杂志、当编剧、做电视,曾旅台六年、驻京十年、居港四十年,这样的生活经历让陈冠中得以体悟不同城市的世相人心,无论写散文,还是写小说,总是试图揭示与批判城市生活的物质和精神境况。24岁时,陈冠中创办了《号外》杂志,此后30年,《号外》成为香港文化的一个标志。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兴盛时期,陈冠中编剧的《等待黎明》,不经意捧出金马影帝周润发,不久再写一部《不是冤家不聚头》,让萧芳芳得到金马影后的桂冠。90年代中期,陈冠中辗转大陆和台湾,以文化经纪人身份,涉足杂志、唱片和电视业,2000年,陈冠中离开台北,定居北京,专事写作。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期,正风靡存在主义哲学,‘疏离感’、‘局外人’是当时的文青加在自己身上的一种感觉,他们甚至非常享受这种感觉。”陈冠中说。延续《城市九章》等著作的观察视角,这一次陈冠中借由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表述的仍是对历史、城市与个人境遇关系的思考。
香港的情与爱
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以主人公张得志“死亡的一瞬之间”为叙事起点,以流浪传奇的形式,叙述了职业经理人张得志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作品延续张爱玲笔下香港世相的灰冷调子,以高度发达又冷酷的资本逻辑描写了香港近30年的浮世因缘:张得志出身于香港底层,成年后正值国际资本汇聚香港的经济飞腾期,他顺理成章地成为职业经理人,携带着各种项目游走于非洲、东南亚、北美、西欧、内地与台湾,冷眼旁观尼日利亚政变、台湾黑社会、香港的辉煌和回归等众生世相,最终成长为极具鲜明的香港特色的顶级职业经理人,他的“永远不要爱上你的项目”、“随时准备抽身而退”的商业逻辑,淋漓尽致地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冷淡亲情、不谈爱情,活脱脱一个弗罗姆笔下“单向度的人”——似乎他与世界的关系,仅仅在于商业交易。
但,让主人公自鸣得意、万无一失的一生,却在死亡降临的一瞬间被自我否定——道德、责任、伦理等等为其心安理得地不屑一顾的“幽灵”,再一次在“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时空里徘徊, 生之虚妄和死的疑惧纷至沓来,盘旋不去。
“我终于决定写一本小说叫《什么都没有发生》,是跟我同代的香港人——1949年之后在香港出生的,他们成长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享受到香港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繁华”,这一代人中,最普遍又最让香港引以为荣的行业无疑是“经理人”,陈冠中说,“我跟他们有接触,我自己也算是一个经理人,所以我了解一代经理人的心态,在一个繁荣的世界主义的城市中,是怎么过来的,他们的心态如何?”
在陈冠中看来,这群人对世界的看法,有一个共享的或普遍的心态——每一个事情只是当做一个项目,每次进去做一个项目,就用一种工具式的思维,或者某种行业的做法,很专业的把这个事情做完,很理性地去完成,等项目可以卖出去之后,则抽身而退。
陈冠中选择职业经理人作为观察香港社会的“切片”,因为这群最能代表近30年来的香港社会的人物,很少被文学作品关注。如此,一群懂英文,会看资产负债表,能写营运计划,理解什么是内部回报率,看合约时会去看细文的专业人士在陈冠中笔端活了起来。“我们进场,我们把事情办好,我们离场回家。至于离场后,出现什么烂摊、后遗症、原始森林反扑,就不关我们事了”,“我们是国际资本在香港的雇佣兵。为谁?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爱自己”,借小说人物之口,作家试图表述自身对现代职业经理人所标榜的人生哲学的质疑和一代人的疏离感、幻灭感。
小说的枯与淡
香港的故事向来难说。按香港浸会大学黄子平教授的说法——“因为香港的故事讲来讲去,都会讲成上海的故事、伦敦的故事、布拉格的故事,总之,别人的故事,他者的故事”,话里话外,是满满的疏离之叹和空无之感。关于小说里头香港的故事,陈冠中曾反讽:“香港被‘隐喻’掉了,隐喻就是去芜杂,略细节,滤噪音,失记忆。就像中环的都市风景线,所谓地标,鲜明简约,隐喻能讲成一个动听的故事,口口相传。何况,这个故事仿佛已经讲完,现在只剩下了重复和重复。”
在陈冠中看来,在《什么都没有发生》里推动叙事的并非情节或桥段,而是人物心理的展开,“想借这个人物表述对香港的看法,主人公的生意如此、感情如此——一种国际资本雇佣军的心态”。究竟这一代“生于上世纪50年代,成长于60年代”的人,经历了怎样的青春,有过的经历又如何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在小说的世界里以何种面目出场?
陈冠中说:“我们这一代人青春期明显的年代标记是1964年——“披头士”乐队第一次离开英国,环球巡演,香港的年轻人为‘披头士’疯狂,长辈都极为慌恐,因为有这样一个颠覆性的乐队要来香港,他们的头发留得很长。那是我们青春期的开始。青春期,我们经历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香港1971年的第一次股市疯涨,然后是1973年的股票崩盘,所有香港人知道原来股票市场的投资是这样子赚大钱,然后跳楼之类,我们接触社会的时候知道世界原来是这样子,好像完成了一个学业,就是从欧美的流行文化开始,到欧美的金融经济在香港的体现”,“1964年到1973年,是我们的青春期,我们可以想象跟内地同代人的他们区别挺大的。”
“我后来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就觉得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整代人来说,其实也可以说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是我们的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与内地、台湾同一代人经历的对照。
因为写得都是切身感知的生活,写来难免注入过多主观情绪,而使叙事节奏流于漫滞。因此,在这部有关青春的“反刍式”的写作中,陈冠中给小说确定的风格是尽量不介入情感和直接表述世界观,而由小说人物自己发声。“写《什么都没有发生》之初,就想好用一种尽量直接、简单的语言写,采取一种收敛的写法,尽量褪去情感的介入,让文字显得枯、淡。”
“用枯、淡的笔墨写尽切实而强烈的人生体验,小说里有我们对陌生事物、个人的际遇和命运的理解”是陈冠中看重的小说的功能,“我的散文没有把这个该说的事情说清楚,就是永远好像说不清楚。我永远觉得这个现实是比我们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更吊诡一点,更暧昧一点,更说不清楚,更自我矛盾,这个感受适合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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