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出租车“停摆”：打车软件如何成为行业“搅局者”

1月21日，杭州出租车“停摆”进入第三天。虽然在繁华的夜幕下，车水马龙异常平静，载客的出租车来回穿梭，但是就在杭州火车站的出租车上客点，排成长队的乘客焦急等待，也不见队伍有所前挪，因为半天不来一辆出租车。

于是，“黑车”司机就格外忙碌，不时有人在吆喝着：“出租车起码等半小时，我们的车一开就走。”当《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坐上一辆银灰商务型本田，司机热心地介绍道：“我们是马云公司的。”

上述司机指的“马云公司”就是“快的打车”旗下的“一号专车”，从去年7月以来，它在上海、北京、杭州等56个城市悄然上线，已累计有万辆不同级别的专车。同时，“滴滴打车”、“易到用车”、“UBER“等纷纷跳入“专车”的红海。打车软件出现两年之余，出租车司机在尝过甜头后，“专车”将利益格局再次腾挪。

去年12月以来，全国不少地方把“专车”定性为“黑车”，之后，沈阳、济南等地纷纷打起围剿战。近日，北京交通委也认定“专车”有非法运营之嫌，如查为黑车，可罚2万元。之后，出租车罢运也应声而起，从辽宁到江苏，有燎原之势，并被人民日报称为“史上最大规模”。

情愿违约开“专车”

杭州一家大型出租公司的河南周口司机金建国(化名)已经开了3年出租，在他的公司，有十几个车队，每个都被私人老板承包了，他的老板是他的老乡，有百来辆车。

1月19日一早，金建国发现好多自家的车“街边站队”，一问才知道是“停摆”了，于是他也翻牌熄火，在路边停下。这是他一年之中难得清闲的两天，用来睡觉和打牌。常年来，早晨七点就把车开出来“扫街”，一直到下午三点交班。因为每天要上缴220元分子钱是少不了的，所以必须用车轮跟时间赛跑，直到跑满220元，才不算亏钱。

一般情况下，一天能跑到500元，但是刨去份子钱和每日百来元油钱，用于生活开支的收入仅剩两三千元。早年刚来杭州时，郊区的农民房租金也就一两百元，而现在，他租了一处小区群租房，一个单间花掉七八百元。

在本报记者询问到的多数杭州出租车司机都表示，每月净收入多则四五千元、少则两三千元。1995年之前，杭州政府鼓励个人投资出租车，出租车业开始发展。1995年确立营运证有偿拍卖，当时也是定价拍卖。2000年，杭州出租车权证浮价放开，最高拍到38.7万元。当时，就造成一批个体商户高价将车牌拍下，再转包给开车司机，高昂的“份子钱”由此落地生根。虽然杭州政府在2011年开始推行“公车公营” ，但截至2013年，该市近9000辆出租车中，“公车公营”企业化管理的不到一成。

平峰期的杭州市中心，生意异常清淡，前不久，金建国甚至沿着西湖边开了17公里才拉到一个“起步费”。“也不知道到底是专车的关系还是快要过年了人都走了。”金建国说。

即使是在周六的正午时分，西湖西北角的延安路解放路一带也在拥堵，作为商业地标的湖滨银泰周边充满壅塞的人流。这是生意相对较好的周末，但相比往年，拥堵使得接单次数稀松了好多，更让他为难的是，人流往往在11点后增多，但三四个小时后，就到了交班点。

金建国和公司签了五年合同承包下一辆车，交了13万元的押金，而在他的同行兼老乡圈子里，越来越多的人改去开专车，他也动了心。他说，“现在就是混混日子”，如果今年形势仍低迷，情愿交2万元违约金把车退了，买辆车去开专车。 在杭州，河南籍出租车司机一度占到95%，近些年才逐渐被别籍稀释，在这里许多车队承包老板便是河南人，于是带出一大批老乡。难做的生意，加上不降反增的份子钱，让他们自然迁怒于“分一杯羹”的专车。

图为1月16日，北京市交通执法部门正查看“专车”司机证件

“法无明文不为错”

停摆那天 ，一股对抗的暗流在局部地区发生着。许多出租车司机佯装乘客，装了软件打专车，将司机引到一个“约好的地方”。金建国那天在车队门口，看见七八辆专车停在那儿，还来了公安局和运管局的人，本以为可以好好“收拾”下这些黑车司机。

金建国认为，他们是在帮助人力不够的运管局逮“黑车”，可是没有想到那些车根本没有随着执法队伍回去，“转弯就被放掉了”。这让他纳闷，“停摆”的意义的什么，“政府总得有个说法吧，不能什么也看不到”。专车成为了高昂“份子钱”的替罪羊，多数出租车司机向本报记者反映，他们主要诉求是降低份子钱。

杭州人宋小秋(化名)经营着一家水晶店，平时也就搓搓麻将挨日子，但一个月前，他发现了个毫不费力的生财之道，可以靠他的沃尔沃S60商务车，再出去赚点生活费。

看似生活阔绰的宋小秋，衣着休闲却讲究，他很有礼貌地为乘客打开车门，车内备有纸巾和矿泉水，这些都是专车的一条龙服务。他很自信地告诉本报记者，“没有一个坐我车的人是不舒服的”。

杭州出租车“停摆”那几天，他收到公司的消息不要出车，但他认为，在杭州开专车的都是本地有车一族，有保险有实力，是不怕出租车“钓鱼”的。其次，那么多专车在街上跑，也不写着字，“运管怎么抓?”

“一号专车”和“滴滴打车”都称自己是“1+1+1”模式，即和正规汽车租赁公司合作，司机由第三方劳务公司派遣，于是形成一个“四方协议”。

汽车租赁是指不提供驾驶劳动服务的，只出租车辆供承租人使用的服务方式。而配备司机的汽车租赁属于客运服务，需要取得运营资质。

汽车租赁行业一直无全国立法，各地的管理有很大差异，合法与否都以地方法规为标准。当它与另一个同样是灰色地带的网络平台重合，就更易被执法取缔。

1月6日，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明确“四方协议”为非法运营，依据《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专车”被看作是未取得运营资质擅自从事非法运营。

交通部管理干部学院政法教学部主任张柱庭告诉本报记者，四方协议虽然有变相出租汽车经营之嫌疑，但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违规行为，“因此暂不界定是否合法”。

“互联网公司提供的是信息，本身不从事汽车租赁，不能认为进入了汽车出租或租赁行业。交通运输业至今对其没有法律规定，法无明文不为错。”张柱庭说。

1月14日，央视《午后财经》节目中，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评价道，“专车与出租车的差别就在于管理模式和内部利益分配上，别的没有本质差别。”她说，在讨论违法违规上，要先界定目前的法规里的所有条款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原理。“一个平台租用私人的车，跟租用租赁公司的车，有差别吗?”

上述节目中，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费认为，互联网介入的新业态下，把原来出租车公司为核心的业态淘汰掉了，变为单个的司机与单个个人直接的交易。

收入至少比出租高一倍

杭州在经过一轮打击后就没有了后续，“到底是否违法也说不清楚”，宋小秋说，“不是我们不想被合法管理，但是也没人向我们收税。”

“专车”的效益显然高出扫街式的出租车，宋不用受制于“分子钱”，司机只要装一个软件，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接单数和工作量完全听凭自己。

现在宋小秋每天高峰时把车开出去，日行程数在60公里左右。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后，就原地停车等待下一单。赚取的车费是滴滴每周二转至绑定账户的，滴滴从总额里抽取二成。这样，他上个月月入1万元。

宋小秋期待着有天专车可以行驶在阳光下，“到时候，出租车势必得降价，而专车就要提价，差别化运营。”

一场风波后，杭州多家汽车租赁公司都噤若寒蝉，怕被曝光，他们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称，“那是非法的，我们已经不做了。”

“打车平台额外支付我们管理费，不会从司机头上抽的。”但是也有租赁公司继续向私车司机开放着，北京某租赁公司的陈先生这样对记者介绍。应聘者可找他们挂靠，也可直接找打车平台，”平台所有的司机，自然会被挂靠到各个合作的租赁公司的。“

司机挂靠任何租赁公司都无差别，后者并不索取任何费用，只要带上合规证件，当天便可参与培训，考试合格后便能开通账户，上街做生意。

“一号专车、滴滴还可以同时挂着，我们建议低峰期用一号专车，高峰期用滴滴。”陈先生说，这样的话可使补贴奖励最大化。

本报记者在该公司的培训讲义里，看见一套详细的司机礼仪和话术。司机在到达接客点后，事无巨细，要“站在车前方等到客户”，“左手拉开车门，右手扶车门上沿避免客户头磕碰”……

世界首个专车技术软件商uber的出现也曾引起争议

尽快规范

遭遇禁令后，滴滴和快的都向媒体回应，“专车”是约租车，并非出租车，快的公关总监叶蕴曾表示，“专车在车型、价格、服务上都与出租车有本质区别，不能用出租车的旧框架去套它。”

世界上首个专车技术软件商uber(优步)目前已拓展到250个城市，它的出现曾在印度、美国掀起争议，最直接的影响是对当地的出租车牌照的冲击。

优步于去年4月进入中国，“人民优步”就是一个针对城市拼车的app,司机无须挂靠租赁公司，只要通过优步的面试就能上岗。

公关经理黄雪对本报记者表示，优步的主业是做技术开发，本身不拥有车辆和司机，其客户都是正规资质的租赁公司，根据对方的车型为其开发产品线。“人民优步只是顺便做的事，也不收司机钱。初衷是利用闲置资源，盘活资产，做共享经济。”

黄雪认为，传统运营资质问题是由传统出租车及租赁服务业制定的，对于新生事物应制定全新的法规，“规则制定者还不能体会到共享经济对司机和乘客的好处”。

其实，交通部在2013年曾下发《交通运输部关于改进提升交通运输服务的若干指导意见》，提到要“推进出租车汽车服务多样化”，还有”推广智能手机打车软件，建立多层次、差异化的运输服务体系。”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近日发表文章称：“打车软件的出现首次让出租车公司感受到真正的威胁。”他认为，如果之前的黑车威胁的是出租车司机个人，而现在的打车平台使得出租车公司不再有权威。

而各地政府杯葛打车软件的做法，让民间多把矛盾归结在出租车的垄断地位上。张柱庭告诉本报记者，说垄断是一种误读，比如北京出租车企业252家，出租车个体工商户1157户，没有发现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出租车管理权在地方手上，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份子钱，所以要以不同的方法来解决。”

张柱庭认为，专车的出现折射的是预约式出租汽车租赁的发展缓慢，各地应根据互联网技术提供的需求数据，去做预约式出租车的规划，来选择新的经营者。

至于网络信息平台的信息服务，和对信息内容承担的筛选责任，也应该由网络信息部门尽早纳入规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