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谈论当代中国的一种方式

每当年关将近，谈论“故乡”、“乡愁”似乎是绕不开的集体怀旧方式。过年、回家，只要那个家在，就是一种魂牵梦萦，因为这种牵挂，让人饱含喜悦心甘情愿成为春运大潮中的一员，回到日思夜想的家的怀抱。乡情如同一个暖暖的巢，亲情的传承和凝聚，让故乡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

而谈论故乡的写作，前有萧红的呼兰河，后有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李娟的阿勒泰草原，还有柴静《山西，山西》式的呈现，而故乡到底是什么？故乡发生了什么？谈论故乡的方式有没有“进步”？曾撰写了《在绝望的废墟上书写故乡》的上海青年评论家项静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感受。

在急剧变化的当下，写生活的复杂

“不少‘50后’、‘60后’的作家，如果不是生活在北京、上海，大都有着乡村生活的经历，老一辈的作家将故乡和乡愁视为更重要的内涵，并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乡，对乡村给予了更为宏大、重要的文学概念。表现在写作上，则是带有寓言性，背后是一种家国情怀，个人的情绪并不明显。而在当下，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愁已趋于平淡，必须有一种虔诚的态度，才会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项静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

谈论故乡的写作方式，项静个人更关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她欣赏美国作家何伟“基于生活经验，真正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而非传递一种浅显的情绪”。

项静清楚地记得何伟在《寻路中国》中描写驾车碾压为谷物脱粒的细节。农民将马路作为谷物晾晒场和分拣场，一开始从谷物上碾压过去让他颇为难，但几天之后，他已习惯谷物在车轮下噼啪作响，“那就是我在秋收季节做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并没有多余的情绪渲染，何伟作为一个外国作家，却在不经意间与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共鸣。

因写实类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而饱受关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梁鸿，则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故乡。“梁鸿的作品并不会让我想起故乡，而是感受到除了个人体验之外的另一个中国。”项静说。

《出梁庄记》采访了在外打工的340多个梁庄人，书里的最后一章写道，“我们终将离开梁庄”。梁鸿的写作自有一种“悲观”，她对此解释：“这种悲观不是那么清晰，是缓慢蔓延在整个社会里的，用无力感比较恰当，但也是幸福的，毕竟你能拥有一个村庄，故乡能成为你最根本的念想。”

“有情的文学”，谈论乡愁的另一种方式

项静表示，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乡土文学创作特别繁盛，莫言更因此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但看他们的小说，我们并不知道那个乡土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她注意到，一种博物志式的写作正成为谈论乡愁的另一种方式，“这种面向都市的写作，通过小时候的记忆复原、引申出博物、文史的背景，将乡村世界变得丰富起来。”

在《在绝望的废墟上书写故乡》中，项静曾写道：“都市以它的光怪陆离和远离乡土而给人幻觉、虚构和做梦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劳动的终端产品，而对所有的生产过程失去知觉，这是空虚产生的一条路径。”在她看来，而这种博物志式的写作恰恰能还原这种生产过程。

以诗性散文缅怀失落的村庄的作家舒飞廉，写出了许多人心中的“故乡”。很长一段时间，他白天在写字楼里编辑古今故事，晚上回到东湖边的家里写博客，心里却想着“希望尽早地，结束在城市里的事务，尽早地将老家里，将已经锈迹斑斑的锄头，扛到肩上去”……

生于皖南乡村的“80后”作家沈书枝，“幼年行走田畈水塘之间，自觉山光水色，万物可亲。爱博物，爱文史，略知花鸟虫鱼之名。”于是，故乡的草木、花朵、食物跃然纸上。

这种“有情的文学”写作方式的背后是作家的古典文学素养和历史考据，项静将他们归纳为“类似废名、沈从文、周作人式的知识分子路线”。这似是用另一种柔韧的方式，对抗今天我们时代坚硬的存在。

项静认为，随着“80后”逐渐占据文学圈，故乡的含义越来越具体化，与老一辈作家们经历不同，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乡土，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才让我们了解了个人生活之外的不同人的世界。”

正如项静所言，现在的共识是“回不去的故乡”，其中夹杂着诗意王国的成分，保留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证据，同时还有对急遽现代化的牺牲者的怜悯，对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无奈。“之所以谈论乡愁，除了一年一度的原因，更是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什么也抓不住，只能回头想想那些记忆中不太变化的东西。人到一定阶段都需要一种港湾式的存在，最容易得到的就是故乡。有时候人们看起来是在怀旧，实际上还是一种精神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