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称连片特困区城镇化进程滞后全国超10年

中国连片特困区城镇化研究课题组15日发布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连片特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中心城市带动能力弱，城镇要素集聚能力不强、缺乏内生发展动力。

课题组负责人、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游俊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以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连片特困区扶贫与发展，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也是突破连片特困区“PPE怪圈”[贫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和环境(Environment)]的根本途径。但目前，连片特困区城镇规模小，中心城市带动能力弱，多数连片特困区城镇化进程滞后全国超过10年。

调查数据显示，11个连片特困区辖545个县(市、区)，设市城市(含县级市)只有112个，11个连片特困区共占土地面积为150.08万平方公里，城市密度为0.75个/万平方公里，略高于全国0.69个/万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不过，若不考虑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等几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则全国城市平均密度将达到1.27个/万平方公里，连片特困区的城市密度将大大低于这一水平。

连片特困区中心城市大多数都远离省会等中心城市，处于省级行政区的边缘地带。39个连片特困区中心城市中，仅有安顺市、海东市等5个城市距省会城市的公路里程数在100公里以内，麻城、凯里市距各省会城市的公路里程数在100公里左右，六盘水、毕节、汉中市等三市约为200公里，其他中心城市与所在省会城市的公路里程数都在300公里以上，部分城市甚至超过了500公里，如湖北恩施市距离武汉市约640公里，贵州铜仁市距离贵阳市约550公里。

调查发现，这些中心城市远离各省(市、区)的中心，不仅体现在实际距离上，更体现在“时间距离”上。由于各连片特困区多为山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飞机、高铁、高速公路等高等级交通运输方式不仅量少，而且实际运行速度也受到限制，这使得在同样地理距离下所花费的通勤时间更长，即“时间距离”更大。

游俊介绍，由于远离“中心”，连片特困区的城镇化进程十分缓慢。直到2014年，11个连片特困区城镇化率仍低于30%，为29.39%，接近快速城镇化阶段的临界线。虽然连片特困区城镇化率有所上升，但进程十分缓慢，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慢于全国1.19个百分点的年均增速，因而城镇化率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2014年两者的差距达到25.5个百分点。

课题组调查还发现，连片特困区城市数量少、规模小的原因在于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第二、三产业欠发达，使得城市缺乏发展的内生集聚动力。

“在结合本地优势，创新发展思路上也存在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戴宏伟对记者说，特困地区要发展，一定要找准特色产业方向，发展优势产业，“据我们对‘十二五’期间一些地方的了解，有些地区对自身资源、产业优势不了解，简单地将国家产业发展规划改为本地规划，只是将‘我国’改为‘我县’。眼下各地正在制定‘十三五’规划，还有这种情况。”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领教授表示，连片特困区发展要特别注意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进行政府引导。他以云南古树茶为例，当地群众自发建立乡规民约，不用化肥农药，当地政府给予补贴，很快做大了这个产业。

游俊对记者表示，要实现连片特困区的脱贫致富，关键在于打破恶性循环，即改变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生计模式，优化产业和空间要素配置，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提升贫困人口的基本技能和素质，进入“人口素质提升-生计模式升级-环境恢复与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课题组建议，连片特困区遵循“人-业-地”耦合互动原理，走因地制宜的多元城镇化道路，城镇化类型可多样化，如旅游拉动型城镇化、资源集聚型城镇化、边贸繁荣型城镇化、交通节点型城镇化等。此外，还可以走移民搬迁型城镇化路径、产城融合型城镇化路径和组团发展型城镇化路径。

在产业发展上，课题组认为，“特色”是连片特困区产业发展的“立命”之本。连片特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为其发展特色产业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应优化营商环境，加快产业集聚，走绿色精品路线，提升产业附加值。

课题组认为，连片特困区地方政府政绩不能以GDP增长作为考核的指挥棒，要以片区减贫成效、发展能力等为考核导向，而人口城镇化进程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