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工产业的世纪迁徙：向内陆腾挪 或者干脆外迁

编者按

对于中国制造产业的现状，读者已经不陌生了。过去这些年，农村解放出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他们乘着火车或者骑着摩托从内地远赴沿海寻找工作机会，支撑起中国制造业的昨天;现在，沿海制造业尤其是其中的代工产业正在迎来一场世纪变迁：纵深向内陆地区腾挪，或者干脆远涉重洋。这一场世纪的迁徙，将重塑中国制造产业格局。本组报道追踪那些滚滚洪流中的产业和劳动者，他们若能安好，便是中国经济之幸。

 

“世界工厂”东莞：影响十多年的“用工荒”正在消解

对于今年东莞的用工市场，当地一家制鞋企业总经理肖永康已经感受到一些细微的不同。

“今年工人没那么难招。”肖永康说。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在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走访发现，影响中国制造业十多年的“用工荒”现象正在消解。虽然今年企业用工整体形势仍然严峻，但是部分企业感觉招工难压力已有所缓解。

用工荒开始出现裂口的背后，一方面是当地企业搬迁或停止经营的继续;此外，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削减边缘产品，减少人力需求;也有不少企业徘徊观望后，在这一两年小心翼翼地踏上了转型之路，进入新兴行业，更多的劳动力得以释放。

招工难较去年缓解

近年来，东莞市企业转型升级、加强技改、“机器换人”等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效率，弥补用工不足，但部分行业企业仍存在一定用工缺口，薪酬待遇较低、传统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普工短缺已成常态化。

本报记者走访发现，在东莞虎门镇、长安镇和厚街镇等地的工业区，不少工厂都在附近的街道上竖起了招工广告牌，涉及各个行业，如制衣、制鞋、电子、家具等，薪资待遇颇有吸引力。在厚街镇，一家电子厂招工牌上不仅承诺每月25日准时发放工资，综合工资为3500元/月，还保证在宿舍免费居住并享有WiFi。

本报记者驻留的半个多小时，没有看见一个求职人员上前问询，该企业招聘人员颇感无趣，转身去和旁边另外两家工厂的招聘人员闲聊。

根据东莞市政府提供的数据，目前全市用工缺口约为10万人，与往年相比，基本持平。但是在用工缺口依然巨大的情况下，肖永康已经感受到一些细微的不同。

肖永康的公司主要生产中档女鞋，销往欧美等地。他告诉本报记者，今年身边的制鞋企业中已经关门或搬迁至内地的比较多，大约有两三成。

东莞市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尹建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从年初到现在，该协会230家会员中已有3家结业关门了。

肖永康说，部分企业的关门导致人才市场上流动的工人人数增多。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当地另一位企业主的印证。

东莞市潇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周峰说，用工难与去年相比稍微有所缓解。除了部分工厂关门释放一部分劳动力之外，还有一些劳动力虽然之前受到家乡工厂的吸引回去就业，但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习惯或薪酬达不到期望值又回到东莞了。

周峰的工厂位于东莞大朗镇，员工人数约300人，3月底基本已经招满。“现在可能还会有人员流失，但是补充起来不是太难。”

不过，周峰强调，上述两种类型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占比很小，整体来说招工仍很困难。

业务“瘦身”提高利润

在东莞，一些企业搬迁或停止经营了，同时一些积极的变化也在悄悄地发生。不少企业主开始调整市场定位，进行业务“瘦身”，砍掉一些技术不太成熟的产品或利润低的订单。

周峰说，身边开工厂的朋友大概有六七成开始削减产品。他将这一关系到企业效益升降和生死存亡的动作称为“战略取舍”。

周峰的企业2003年建立，此前生产多种金属制品和工艺品，以钥匙扣和烟灰缸为主，也制作项链和徽章等。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抛弃项链和徽章的业务，专门生产技术力量相对雄厚的钥匙扣和烟灰缸。“项链和徽章不是我们的长项，并且耗费工厂近30%的人力。现在这部分人力一半被释放出去，另一半用于扩大主营业务，人力成本就没那么大了，招工难的情况也得以缓解。”

人力成本上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从今年5月1日起，东莞市实施新的最低工资标准：1510元/月(折算为8.68元/小时);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4.4元/小时。

在本报记者采访中，不少“80后”和“90后”的工厂一线人员表示，每个月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到手3000多元不是什么稀奇事。这个工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于生活消费水平更高的深圳。

除此之外，周峰也砍掉了一些利润微薄的订单。“砍掉之后用工人数虽然减少，但工厂效益反而增加了。比如，原本5000万元的营业额净利润只有10%，也就是500万元，但现在营业额即便缩减到了3000万元，但净利润达到20%，也就是600万元。”

转型至新兴产业

尹建文说，很少有会员企业转型至服务业，更多的是在制造业内部转型，比如从生产A类电子到生产B类电子。

东莞网商会是一个民间机构，会员主要是中小型企业，涉及各个行业。该机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受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今年会员企业结构转型的不少，部分去了服务业，部分是从代加工行业转做新兴产业，或去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紧俏产品。

面对原有产品利润日益微薄的现状，上述企业虽然迫切想进入新的领域，获得高额利润，但是未知的风险令这些企业大多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边经营原有产品，一边以既有资金来投入新行业。

吕广喜是个典型的案例。他在东莞市一家五金饰品公司担任了十几年的总经理，但他现在的头衔更多的是和手表挂钩。

几年前他开始注意到国外一些手表大品牌价格十分昂贵，国内中等价位手表市场相对空白，去年他将打上自有品牌的手表推向市场，定价在两三百元至两三千元，目前已经有20多个加盟店。

“生产领域我们只做最后一道工序：组装，前道工序全部交给内地人力成本更低的工厂去完成，因此需要的人力减少。”吕广喜说。他计划在手表业务成熟后，缩减原本的五金饰品业务。

众所周知，流动人口的比例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截至2013年，广东是跨省人口流入最多的区域，跨省流入人口比例高达近30%。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回迁至内地，一场关于人口的争夺战早已打响。

东莞一位在安防产品工厂务工的“90后”小伙殷海曹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来自外省，家乡的开发区建设正如火如荼，大量的建筑大楼拔地而起。他闲暇时几乎跑遍了东莞所有的安防工厂，比较产品的性能和价格，以便下半年回家创业，售卖安防产品。

与此同时，东莞市的“机器换人”计划也在加速推进。周峰的一个朋友已经引进了机器人，“对于那些简单的重复性动作较多的工序，机器人使用价值非常高。它们可以24小时工作，购买成本也不高，有些机器人一台的价格还不及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王玉凤)

候鸟归来：老板跟着工人内迁

 

4月。河南周口市商水县。5点45分，手机闹钟响起。赵惠娟伸手把铃声摁掉，起床。

半个小时后，赵惠娟把儿子叫醒。儿子极不情愿地起来穿衣、洗漱、吃早饭。

6点45分，母子二人准时出门。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要在7点一刻之前赶到学校。送完儿子以后，她便可以放心去工厂上班。

赵惠娟所在服饰加工厂的上班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50分，不过她骑自行车通常只要20分钟就可以到达。换上工作服，把披散下来的头发扎成马尾，低头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赵惠娟便同工友们一起进入车间。

回家上班去

赵惠娟今年31岁，14年前她离开家到经济更发达的长三角去打工。“时间过得真快。”赵惠娟说。2008年，在家人的催促下，赵惠娟回老家相亲，然后迅速结婚生子，“在老家，我已经算是晚的了。”

和她一样外出打工的同乡女孩子几乎都是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行进。“念完初中出来打工，过几年就回老家结婚。”赵惠娟说她们这里的女孩子鲜少外嫁。

“这两年，市里、县里建了很多工厂，都要招人。”赵惠娟现在一个月的收入比她当时七年前在外打工时多不了多少，听说现在沿海城市的工资已经翻了番，但她不羡慕，“老家消费比大城市低，而且亲戚朋友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2009年，姜信阳发现，他的服装加工厂里的工人人手不够用了，“那些从内陆来打工的女孩子，做着做着就没人影了。她们过年回家，然后过完年常常就不回来上班了。”在中国大多数的服装加工厂里，女性工人占到80%以上的比例，有的地方甚至超过90%。

早几年前，姜信阳的工厂和商水的一家职业学校有合作，职专开设培训班，向工厂输送工人。所以他在南通的服装厂里有许多河南籍打工者。人员不断回流让他决定去当地考察。他证实了赵惠娟的说法，“当地的风俗是女孩儿不外嫁，最好就是本村的，最差也要是隔壁村。”

楼小军的服装厂位于郑州郊区。说是厂，其实里面不过有三四十个工人而已。楼小军目前的订单源于他的前老板陈贤忠。离开前，楼小军已是厂里的一个监工，熟悉服装代工的整个流程，一年的收入跟一个大城市白领的年薪差不多，“一个月一万多，还是账面上的。你信不信?”2014年年底，他回到家乡开创自己的生意，成了自己的老板。

“杭州那边的老板自己开始做品牌，原来接的订单做不完，就外发给到我这里。”楼小军在车间里忙进忙出。他信心十足，今年的计划是扩充到100个人，“在这行做了十几年，有了资源。”他补充说，“这里的成本也(相对)便宜点。”

沿路驱车开往楼小军的厂，那一带几乎都是各家服装厂的标识，“大的一千多人，小的十几个人也有。”按照楼小军说的话是“各有各的活法”，许多大工厂接了单子，有些来不及，就会外发给附近的小工厂甚至小的加工作坊来操作，业内称“飞单”。

河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4年，河南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到省外务工的比例逐年下降，分别为47.4%、43.6%和39.0%;选择在本地务工的比例逐年增加，分别为24.2%、30.3%和38.1%。

家乡风俗习俗、大城市的生活压力、老家同样有商机等原因让人们选择回老家去工作。

这也许是好事，但对有些人来说却不是，比如姜信阳。

姜信阳内迁到河南的服装工厂

幸运的内迁者

时钟指向上午11点半。

姜信阳在车间里走了一圈后发现衬衣检验处的机器没有摆好，他立刻把小组长叫来。刚说完，电话就响了。前两天接待的日本客户已经到了机场。

姜信阳的服装工厂创立于1992年。这家位于江苏南通的工厂当时是中日合资。1997年经济危机，日方受到影响决定撤资，姜信阳的家族全盘接下了这个工厂。

“南通工厂里的本地工人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0岁，而那些最早从事这个行业的工厂主年龄大多都接近60岁。”在姜信阳看来，沿海地区的富裕让当地的人口红利不复存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80、90后的独生子女几乎不可能到工厂里来工作，老一代的工人年纪大了，但新的却接不上，于是当地诸多服饰加工厂出现了断档，“即使有订单也不敢接，因为没有人来做。”

刘易斯拐点出现了。

于是，姜信阳从河南考察回来后拍板决定举家内迁。2010年，他们将南通的工厂搬到了比郑州落后很多的周口。“我来的时候，这里没有酒店，我们住在招待所里，晚上起来上厕所，开灯一看地上都是蟑螂。”

虽然如此，但他觉得，这里毫无疑问比他的家乡更加容易招到人。此外，综合成本的上涨也是让他内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工厂租金、人工工资、工人的待遇都在涨。”姜信阳叹气道，“10年前，工人工资只有现在的一半不到，但客户给的订单价相比下几乎没有上涨过。”

工厂跟着工人走的现象在中国出现了。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国内有多少工厂往内陆的河南、湖北、四川、安徽迁移，但身处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却明显感觉出这样的趋势。

距离楼小军厂十公里有一个服装加工园区，那里汇聚了80多家服装类的加工厂，大多数都是几年前政府招商引资吸引来的大工厂。

这些工厂多从江浙等地搬过来。现在的运输时间比原来大约增加了10个小时，而运输成本平摊到每件衣服上则不过增加了0.1~0.2元。这些与沿海那些日益增加的租金以及人力平均成本一比，就不算什么了。

但姜信阳并不承认内陆的工人便宜很多。他称，大多数服装工厂给予工人的工资都是按件计算，比如一个熨烫衬衣的工人可以完成600件，按照0.3元一件来算，她每天可以赚180元，月工资4680元(服装工厂单休)。传统沿海的加工厂工作时间很长，不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加班到晚上九十点的现象很正常。但在内陆，工厂的工作时间没有那么久。以他的工厂为例，工人中午12点放工。她们有一个小时休息的时间。下午1点开工。如果按照正常8小时的上班时间，工人们应该是下午5点下班，不过工厂规定的下班时间是7点钟。当然多出来的两个小时算是加班。

此外，姜信阳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内陆的人工水平也不能与沿海地区的工人比。计算一个新手，操作不熟练，那么也许她一天只能熨烫三四百件衣服。“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浙的工人平均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四千甚至更高，而内陆的只有两三千。”他说，也许其他成本会降下来，比如工厂的租金、税收(不少地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给予企业大量的优惠政策)等。

不过，上述这些优势也许将不复存在。

2014年11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这份被称为62号文件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规范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包括统一税收政策制定权限、规范非税等收入管理以及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等。简而言之，62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不允许用税收等优惠补贴来盲目竞争招商，规范企业税收管理制度。

“再往内陆迁的工厂就享受不到原来的那些优惠政策了。”姜信阳说自己“运气很好”。他的工厂现在有近3000人，平均年龄24岁。他的计划是在2017年增加一倍的人数。

另一个对手出现

那么，那些位于沿海地区的服装加工厂已经大规模往内陆迁移了吗?也许未必。

中国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大鹏掌握的数据显示，目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服饰加工厂依旧占比75%，“虽然有内迁的现象，但这个产业不会完全转移，沿海的技术、成熟度远超过内陆。”陈大鹏表示，内陆工厂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即使已经往内迁，但姜信阳在南通的工厂还是保留了500多人的规模，贸易、采购、设计、板房还留在南通，“这里的工人不行，很多习惯需要慢慢培养。”据他说，目前培训工人上岗的时间从原来的15天增加到了现在的35天。

还有另一个让国内加工厂们担心的问题是，国内压力山大，还没能喘口气，国外的竞争对手也出现了。

品牌商们开始核算成本，特别是那些外资品牌。UNIQLO、ZARA、H&M等快时尚提供给消费者更便宜的货品，它们需要找到更廉价的供货商。东南亚成为另一个选择。相对于中国，那里的人工无疑更便宜：一个越南的工人月工资大约是200美元，柬埔寨120美元，孟加拉国和缅甸只有50~80美元。除了人工便宜，相对于中国的出口9%的税费，东南亚出口日本可享受免税费。

纵观国内，凡客诚品将部分订单转移到孟加拉国，宁波申洲针织集团斥资3000万美元在柬埔寨建立纺织工厂，“试水海外生产”逐渐成为国内大中型纺织服装企业的新趋势。

但东南亚真的可以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吗?

一些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公司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柬埔寨工厂效率低下，“中国有最好的技术工人，柬埔寨在努力追赶。”由于技术工人及当地监管者的紧缺及过高的电力成本，投资者对在柬埔寨投资仍然感到束手束脚。

柬埔寨服装制造协会秘书长卢肯恩(KenLoo)对《华尔街日报》说：“柬埔寨不可能承担起从中国撤走的全部订单。”卢肯恩表示：“从中国撤走的订单达到数百亿美元。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吃掉’。”

很多从事服装行业的人相信中国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有不可取代的优势。陈大鹏称，通常内陆工厂的交货期是35天，但东南亚需要60~75天，“物料都在国内，需要从中国运出去。”

更多解决办法

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南通汇集了一批国内最早出口到日本的服饰订单加工。2010年前后，一位开设日本服装出口贸易公司的人士称，日子最难过的是那些专接日本外贸单的工厂，“许多工厂的利润甚至下降了50%。”最要命的是，国内的工厂缺乏议价能力。这位人士说他的一个下家工厂从原来的13000人缩减到了600多人。

上海服装协会会长戴自毅说，国内的服装业依旧不景气。但聪明的工厂主们已经找到办法去应付危机。

姜信阳手上的客户已经不再是当年的100%的日本客户，调整后，目前的架构大约是一半外贸一半内贸，他的国内客户有以纯、森马、拉夏贝尔、欧时力等，他给这些品牌做OEM(贴牌加工)。“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太大。”

而在浙江杭州，这个主要从事女装行业的城市，得益于马云的阿里巴巴，这里有着大量的“淘品牌”。

陈贤忠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拥有一个两三百人的加工厂，两年前自己创立了一个品牌，“就是放在网上卖，自产自销。”据陈贤忠称，他自创的品牌吊牌价(FOB)可以是成本的10倍以上。

“很多杭州工厂都是这样，现在加工厂太难做了，淘宝那么发达，杭州很多加工厂都是边做品牌边代工。”他说。

自创品牌的利润无疑非常丰厚。这样的解决方案被陈大鹏提倡，“加工厂应该走多元化路线，只帮别人做订单很容易走死路。”

据悉，UNIQLO的FOB报价是成本的3倍，ZARA和H&M的则大约在4~5倍。而一些国内品牌的FOB报价往往是成本价格的7~8倍，有些甚至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快时尚的利润会少。“逻辑是一样的。”姜信阳说，有些国内品牌订单只有1000~2000件，但像UNIQLO这种单品的订单甚至可以达到10万件。“虽然给工厂的订单价格低，但批量大了，工厂也一样接单赚钱。而品牌商则也是跑量，成本低了，它们就可以以低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

本土的品牌近年来的业绩都在下滑。不少品牌企业也给其他公司做OEM“抢”服装加工厂的生意：比如希努尔男装给UNIQLO加工做男装，而另一家更为知名的波司登则给多家品牌加工羽绒服。这家公司去年公布的中期业绩显示，截至2014年9月，其贴牌加工业务收入达10.11亿，大幅上升54.8%，占该集团收入的35.5%。

好消息是，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一季度出口数据显示，中国纺织品、服装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增长6.1%，占中国外贸出口总值的20%。智造引领转型、变革商业模式、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服装业回暖已成为服装业人士共识。

戴自毅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未来还会不断有服装加工厂关门，数量也会萎缩，但会留下那些已经转型成功的工厂，它们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刘晓颖)【赵惠娟、姜信阳、楼小军、陈贤忠均为化名】

“代工不会没前途”，路在哪里?

 

4月28日傍晚5点半，中山南头镇穗西工业区月桂西路，一幢不起眼的四层工业楼前，一群下班的女工争先恐后地打卡，涌出“乐途”公司大门口。乐途只是中山市成百上千家中小型代工厂之一，它生产的八成电风扇出口美国。不过，今年生意淡了一些。

忙了一天的乐途老板黎明阳，领着《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上到他办公楼三楼的风扇陈列室。相比于有点暗、有点乱的工厂车间，这是他更引以为豪的地方。他指着一把仿古的落地工艺扇说，“我们不只能做简单的风扇，很快我们将在京东众筹，做装饰风扇”。

今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有专家认为中国的代工业已经丧失了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些代工业务将向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国家转移。中国代工业真的没得做了吗?海外自主品牌、工业4.0喊得也很多，但代工厂如何理性地做品牌、上自动化呢?

出口代工之困

这个月刚刚在广州参加完2015年春交会(第117届广交会)，黎明阳感叹说，石油、材料一跌价，客户就来压价，沃尔玛已提出减价要求。“客户要求我们降价3%，我们实际综合成本没降3%，利润又薄了。”

他算了一下：今年4月与去年4月比，铜(用于电线)去年50000多元/吨，现在43000元/吨，相差约一万元;塑料ABS(用于注塑件)去年14000多元/吨，现在13000多元/吨，相差一两千元;但是，人工今年比去年增长了15%左右。

做了12年代工，乐途一年销售额已达到1亿元人民币，租用了15000平方米的厂房，请了300个工人。如今，却走到了新的路口。黎明阳后脑勺的头发，已变得有些花白。

2002年，黎明阳开始做代工，那时很山寨，买些配件，组装一下，才十多个工人。三年后，工厂达到三四十人，车间大了，从简单的一两款产品开始，从公模(公开买到的模具)，到有自己的模具。再过三年，100多人，考虑到平衡市场，延伸到暖炉产品，产品还要创新，风扇往中端转，客户从西非、东南亚、东欧扩展到西欧。创业九年后，工厂200多人，转做大的客户，因为大买家订单稳定、风险少，美国订单占了八成。

2012年最好时期，乐途进入了沃尔玛、Homdepot等美国几大主流零售商。阿里巴巴收购易达通做出口平台，还邀请黎明阳去杭州做讲师，分享外贸企业从小型做到中型的经验。

但是，现在的外贸又不好做了。

“如果我们不减价又困难，它(美国大型零售商)以此为借口，对各个供应商压价，而国内厂商竞争激烈。”黎明阳说，“欧元、俄罗斯卢布汇率下跌，客户先减少库存，再放订单出来，中国出口欧洲都受此影响，欧洲市场低迷。”

“好在我们八成美国订单、两成欧洲订单，受此影响小。”但黎明阳坦言，美国的高端订单

也少了。

乐途还算好的了。在黎明阳的印象中，七八年前，东莞市公路沿途两边，晚上9点还有不少工厂亮灯，现在许多不亮灯了。“我有个客户，将东莞一家一万人的代工厂关掉了。”东莞每平方米厂房的租金曾高达14~15元，现在降至9元。以前，东莞工厂做“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多，现在空置率较大。东莞的状况还影响到顺德、中山。“不少同行倒闭，南头镇一年做10亿人民币的樱达电器倒了，一年做1000万~2000万元的也有50~60家倒闭。家电、家具业如果是人工密集型的，都容易倒闭。南头镇的厂房租金，2011年最高峰时14元/平方米，现在跌到10元。”

不单小型企业，中大型企业也受到影响。

同样位于中山市南头镇的奥马电器，是中国出口欧洲冰箱数量最多的代工厂。奥马电器副总裁姚友军前一段时间刚去了欧洲市场考察。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欧洲企业的选择是，要么在意大利、瑞士的工厂生产，要么在东欧、土耳其生产，要么在中国。欧元贬值后，他们也很疑惑，想把一些冰箱放到欧洲生产。但他们经过价值链分析，认为保持现在的型号放在中国生产，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欧洲的经济已经不允许把制造业拉回去，人工高、经济弱，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投资，风险大。继续往外做，中国还是土耳其?中国也有优势，但不是绝对优势，是相对优势。中国制造还是合算。所以，虽然汇率糟糕，今年出口订单稳定，去年订单量增长15%，今年增长10%。我们的大客户，没有减少订单，订单还有所增长。”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据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王贵清介绍，2014年，中国彩电的生产能力占全球产能的90%;手机产能占全球产能的70%多;个人计算机产能占全球产能的90%;空调也占全球产能的80%;冰箱占全球产能的50%以上;洗衣机占全球产能的40%;大多数小家电，80%的生产也在中国。这么大的产能支撑了中国电子、家电产品的出口份额。

留住90后

晚上6点半，吃完晚饭的女工们，又陆续回到乐途的厂房里，继续挑灯夜战。

黎明阳带着本报记者走进注塑车间，这里有一排注塑机，每台机器后面都有一个工人在操作，把塑料压成零部件。“她们晚上从6点半干到9点半，一天工作接近10个小时。做得好的注塑工，一个月可以拿到4000元工资”。

在乐途的工人里，只有20%是中山本地人，80%是外来务工者。吃苦耐劳的外来工，支撑着中国家电代工业的根基。不过，近年，招工难已是珠三角的普遍现象。

奥马电器的五厂，主要生产两门、三门冰箱。负责五厂管理的人事科长谭运平，是个80后的小伙子。他告诉记者，今年3月起，工人的保底工资升至2700元，去年是2600元，旺季时月薪达到3500元。“我们这里三条生产线，一天两班最高峰可做9000台冰箱。但现在没做到，一是产品难度不同，像伊莱克斯冰箱要求很高;二是过完春节，一些工人流失，3月后又要重新招工、培训，他们熟练有一个过程。”

谭运平说，奥马五厂的2100名工人中，大部分来自广西，还有一些来自四川、湖南。他指着五厂马路对面的奥马生活区大楼说：“公司包住，吃只需五元一餐。但新工人从招进来到稳定住至少要一两周。”

80后、90后，已逐渐成为工厂工人的主力军。这一代人，跟他们的父辈不同，除了收入之外，他们还希望更丰富的生活。让他们适应相对单调的工业区生活，得费些心思。

当然，对于利润本来就薄的代工厂来说，这种自动化只能循序渐进，不能盲目超前投入。

姚友军坦言，奥马每年净利润大约都在2亿元，去年增加了几千万元的国内市场品牌投入，影响了利润。奥马在自动化投入上，也要找到平衡点。

去年收入45亿的奥马，只是部分试水自动化。记者在车间看到，冰箱箱体从直立到横放，已由机械臂操作;冰箱门板由机床一次自动冲压成型;吸箱机，一边是全自动化机器，另一边是人工操作机床;而大量组装工序仍由工人在流水线上完成。

姚友军解释说，冰箱有发泡流程，为保证里外部件不变形，许多工序还要用人力，如果全部实现自动化，固定投入将很大。“保证质量的自动化投入，我们一定要投;至于提高效率、降低工人数，我们需要平衡。如果投入1000万元、减少2000万人工开资，就投;如果只减少500万人工开资，就不投。欧洲、美国，就是设备投入太大，没找准平衡点。”

“我们每年的自动化设备引进目标，就是在现有基础上，保持10%的工人缩减，并在自动化投入与固定资产折旧之间找到平衡点。”姚友军直言，虽然现在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的人工低于中国，有的甚至只有国内十年前的水平，每月工人工资600元。但是，中国企业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抵消人工上涨的压力，奥马2012年单班生产800台，现在2500台。“业内最高3000台，我们生产效率提升仍有空间。”

“代工还有得做”

黎明阳的儿子，现在就读一所外贸学校，但并不愿意子承父业。因为做出口代工，赚的是辛苦钱。晚上，夜班工人在忙碌，黎明阳夫妇也没有闲着。国内晚上7点，正好是大洋彼岸美国的清晨7点。“客户一早发的邮件，我们可以马上回复，不用隔一天。”黎明阳说，他们一般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休息。“白天各个部门来找你签字，晚上才静下心来跟客户谈价钱。”黎太太补充说。

虽然利润变薄，但乐途今年仍计划在半自动化上投资。“我们一条生产线30~40人，客户说现在许多厂只有一半人。我们原来四人做测试，现在同时做四件、一人检测;还会引入自动打包机。如果不是这样，每年两位数的人工递增，我们顶不住。”

黎明阳的确有压力。印尼、印度、泰国、越南，虽然供应链不及中国完善，但人力比国内便宜三四成。还有南美洲的巴西，兴建大批工厂，有5亿人口，工业成熟，现在散件出口过去组装，迟一下估计连散件也不能出口了。东欧地区，捷克、俄罗斯也很进取，当地劳动力成本低于西欧、北欧和南欧，又更靠近消费市场。

“我们的对手不止越南。”黎明阳说，欧洲经济不好，希腊一个办公室文员的月薪5000元人民币，中山3000多元;运费，中山运到德国一个货柜3000美元，由捷克、土耳其运只需几百美元。“除了制造成本，东欧的物流成本优于我们。”

“我们的竞争变得全球化，中国以前被称为世界工厂，现在世界工厂去到全球各地。”黎明阳的想法，就是调整产品和市场结构，继续专注于风扇、暖炉，但试着做一些高档的装饰扇;除了欧美，还去拓展一下南半球的市场;并开始试水做自己的品牌，国内即将与京东众筹做装饰电扇，在美国则与亚马逊洽谈，计划开设境外的网店。。

去年，奥马以“年轻人的第一台冰箱”为口号，开始在国内正式做品牌。在奥马冰箱的产量中，目前50%是出口代工，30%是国内自主品牌，20%是国内品牌代工。姚友军说，未来这一比例将维持稳定，但规模会扩大，并向高端延伸。今年6月，奥马第六工厂将投产，生产更高档的对开门冰箱，自动化程度达到70%，将为奥马新增冰箱产能350万台。

姚友军认为，服装、鞋等纯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国。但是，家电有一定技术含量，而且需要大量配套零部件，目前中国家电的产业链是全球最完善的，其他国家很难一下子赶上。“目前中国冰箱产能只占全球50%，未来还有进一步转移的空间。”

“中国既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姚友军说，冰箱的温控器、压缩机、蒸发器和冷凝器，中国的工厂都具备规模优势。“中国有巨大的产业链的规模效应，虽然欧洲技术、设备领先，但人工高，竞争力仍弱于中国。我们人工占总成本大约5%~6%，所以比较竞争力不能只看人工因素。”

奥马去年冰箱出口390万台，今年出口冲450万台，计划2018年出口做到600万台，冰箱、冷柜届时的产能达到1000万台，以确保在未来的行业洗牌中不被“洗”掉。为此，奥马今年还积极开拓美国市场，“未来三年美国市场将有大增长。”姚友军说。

记者看到，奥马车间的看板显示，它为伊莱克斯、TCL、苏宁等20多个国内外的品牌和零售商代工;而奥马的研发大楼正在挂LOGO。姚友军认为，“代工永远有市场，奥马只要保持在冰箱代工中的效率领先，就有空间。”

即使TCL这样年收入过千亿的大集团，也没有放弃代工。TCL在香港地区的上市公司通力电子，便以代工为主业。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代工不会没有前途。全球代工企业，鸿海做到了极致，挺成功的。通力电子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将围绕音响相关产业做深。珠三角代工业仍有前景，前提一是保持代工的效率、速度、成本领先，二是一定要有技术优势。”(王珍)

手机代工升级之难：一个品牌做起来，十几个品牌倒下去

 

“愿赌服输，我输了。”今年的1月3日，元旦假期还没过完，东莞市兆信通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民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字句间透露了手机代工产业的不易。

而事实上，围绕在手机代工头顶的乌云并未随着时间逝去，从去年以来，东莞、江苏等手机代工企业集中的区域接连传来坏消息，万士达、联胜科技、闳晖科技、奥思睿、诺基亚接连宣布停产，而更多的中小手机代工厂商面临着无米之炊的窘境。

“电子行业的转型比传统行业来得更加艰难。”长期跟踪东莞企业发展的东莞台商协会顾问袁明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这几年，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不少中低端的代工厂已经到了熬不下去的边界，长单变成短单，短单变成急单，技术替代容易，招工也得不到保证，手机代工产业链风光不再。

“现在再去像东莞这样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实地看一下，空置的厂房多了，一些过去热闹的商圈现在即便是周末也看不到什么外地人。”袁明仁对本报记者说。

消失的订单

“手机代工业的情况很不好。”从2014年就一直观察到这一趋势的袁明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现在东莞三十几个镇区不到600万的人口中，外来人口可能只有400万。“这是我实地去问的数字，和五年前相比大概减少了三分之一。”

东莞，曾经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一个样本区域，但凡任何有关制造业的风吹草动，总能在东莞找到分析样本的一块区域。而在这几年，在袁明仁看来，以东莞、深圳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业，特别是以中低端为主的中小手机代工产业正在面临着集体煎熬。

订单没有了，这是大多数中小代工企业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

从小米、荣耀等电商品牌入局以来，手机价格的红海竞争愈演愈烈，而由于品牌集中度的集体上升，杂牌山寨手机或者在技术创新上跟不上市场脚步的手机厂商，其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大牌的手机才几百元一部，山寨货的价格优势立刻就被打掉了，根本卖不出去。这种市场形势使过去以杂牌山寨手机为主要代工客户的代工厂家开始吃不饱。

而另一方面，不再专注于价格战的品牌手机厂商更倾向于选择紧密的合作伙伴，以换取更稳定的质量保证，并且通过产线的自动化升级解决人力的问题。

以中兴位于西安高新区长安通讯产业园的工厂为例，据当地的技术人员介绍，车间里25条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需要40多分钟就可以把一部手机组装完成。而在这家工厂中，生产线从单板测试加载、全自动化分板点胶、整机音频测试、整机软件加载等使用的都是全流程自动化生产。

“自动化生产让产量相比于过去传统生产线提升了40%，人工成本降低了近50%。”技术人员对本报记者说。

接单为了养机器

订单的分化，也开始让一些代工产业链上下游的厂商开始变得积极起来。

王凤是一家做手机代工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负责人，今年以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更大范围地寻找可以合作的对象。

在他看来，手机代工产业链中，现在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抓住大客户”，不管是做代工的还是做供应链的，不管是上游元器件厂商还是方案商。与原来大家都能有饭吃不一样的是，近一两年以来，手机代工厂商分化严重，能抓住大品牌客户的厂家日子越来越好，但以往主要为白牌、山寨产品代工的厂家开始吃不饱甚至根本没饭可吃。

“我们现在和金立、酷派都有部分合作，想多争取和华为、小米合作。”王凤对本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手机代工行业的上下游都流行着赊销模式。按照手机代工行业的惯例，通常代工厂在拿到订单后可以先获得委托商30%左右的预付款，同时再以很小比例的预付款从上游配件商那里获得元器件的赊销。这样代工厂就可以先使用绝大部分的预付款开始滚动运转，生产结束交货后代工厂即可拿到全部的代工费用，这时再归还上游元器件供应商的货款。

但有时候赊账并不那么容易，这时候，像王明所在的供应链公司就可以凭借银行的资源，获得较低的利息，帮助手机代工厂商先“垫付款项”。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放贷，按照利率点来收费。”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供应链公司就收取息差。加上报关和出关都是供应链公司来做的，这样它还有一个出口退税的利润。

袁明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现在很多东莞的工厂规模都不算很大，切进大公司的供应链中非常难。“并且现在招工很成问题，所以有时候哪怕没有利润，只要订单能维持住工人的开销、保证生产线的运转就行，这样的日子很煎熬。”

利润追不上成本提升

订单不好接，只能从别处想办法，为了缩减劳动力成本，几年前手机代工厂之间就兴起了一个口号“产业转移”。

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已经在内地的13个城市或者城镇设立了当地的工厂和其他业务。记者查询到，其中位于河南的郑州鸿富锦精密电子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就以352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位居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综合实力的前三强。

但这也没有为富士康迎来更多的掌声。美国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CLW)两个月前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15财年第一财季，苹果公司供应链劳工成本约34亿美元，而苹果公司该季度营收约746亿美元，利润约180亿美元，供应链劳工成本仅占营收的4.56%，占利润的18.9%。即便是苹果，也难以掩盖代工企业利润不高的尴尬。

“以前的工人只要能赚钱，生活和工作条件差一点没关系，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一名随着“代工内迁”计划回到家乡的富士康离职员工告诉本报记者，以前在深圳加加班每个月能挣四五千，现在虽然离开了深圳，但是生活成本一点也没有降低，很难攒下钱，所以很多人还是辞掉了家乡的工作重新回到深圳。

“前几年越靠近内陆的城镇劳动力成本就越低，吸引了不少企业过去，但现在看来这种优势在快速递减，很多地方的工资可能和深圳也差不了太多。”袁明仁告诉本报记者，富士康也在做其他方面的转型升级，比如说用机器人代替人，或者开展一些像维修苹果二手机这样的服务项目，更多地向“服务商贸”转型。

但对于更多的中小代工厂商来说，这样的转型升级显得有些望尘莫及。袁明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由于政策变化，这几年不少内地省份都取消了一些过去承诺的税收优惠，而这也重创了不少中小代工以及电子配套厂商。很多企业也在试图升级，但这条路不好走。通常一个品牌做起来，同时会有十几二十个品牌倒下去，这对企业耗资很大，没有造血能力根本不敢去碰。

外迁不是救命稻草

内迁成本走高，外迁似乎成为了今年产业转移的新热点。

在十年前，越南还仅仅是全球电子供应链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环节，但根据越南海关总局近日公布的2015年前3个月进出口情况，越南全国进口总额达387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其中主要出口商品中，手机及零配件67亿美元，纺织服装49亿美元，电脑、电子产品及零配件36亿美元，这三项排名前三。

三星等手机巨头带动的产业集群效应，让越南在短时间内在电子产业上表现亮眼。

“我们去得比较早，2007年就去越南了，当时去的时候那边已经有五六十家企业，现在可能达到两三百家。”雄韬电源副总裁陈宏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雄韬电源主要做电池生意，陈宏告诉本报记者，从人力成本的角度看，越南的用工成本只是深圳的一半，很多企业都会看重这一点。目前，中国一线城市生产成本在不断攀升，使得珠三角地区的消费电子制造业毫无成本优势。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为2030元，比2014年的标准1808元增长了222元。

“但除了劳动力成本，我们还会考虑出口的因素，越南本身享受一些最惠国待遇，对于我们欧洲的客户，税收上可以减少三四个点。”但陈宏也表示，越南当地基础设施还不是特别完善，暂时还没有看到代工企业大规模地从珠三角转移到越南。

前两年东莞的台商成批组团赴东南亚考察，作为投资顾问，袁明仁也带过十几拨考察团。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近年多家关厂的台商企业里，起码有一成是转移到东南亚去了，但电子代工企业，其实去得并不多。

“三星去越南肯定会带动一些供应链发展，但不会给台湾厂商，东莞的中小厂商也很少参与到这些代工产业链中。”袁明仁对本报记者说。

“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的空心化危机并非危言耸听。”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陈志龙指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是挥之不去的。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体经济在体制机制层面与市场经济不匹配的障碍，成为重振中国制造业雄风的关键。（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