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香港经济史（上） 平民香港的底蕴

(一)平民的香港

这些日子以来，身边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开港股通账户了没有?”感觉大家不是在买港股，就是在买港股的路上。一时间，内地人民和香港人民同气连枝，创下了港股历史上的N多纪录。

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几乎是带着“乡愁”的一个词语。发哥、星爷、Beyond、劲歌金曲、庙街、古惑仔、永远的古(龙)金(庸)江湖，还有义顺的冻奶、尚兴的螺片、陆羽茶室的南北杏猪肺汤——至今仍是我的最爱。虽然这两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难免伤了些内地民众的感情，但其实心里还是惦记着“我们的周星星”，也还是爱着曾陪伴我们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那些人物故事。

说起来，香港也确实是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仅有1065平方公里的狭长半岛，一共700万常住人口，却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亚洲的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香港是个平民作风浓厚的城市，有很强的商人文化传统。从中环大楼里走出的衣冠楚楚的金融才俊们，转个弯，出现在破旧狭小拥挤的茶餐厅里，却也不乏和谐感。这种“平民精神”和商人传统，我一直以为，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发展贸易金融所需要的基因。

回头想，世界历史上几个大的金融中心，莫不具备这种平民主义的传统。荷兰最早出现现代金融业，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皆多少受益于此。即使是印象中最讲究血统的英国伦敦吧，其实也是14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起源的中心之地。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平百越之地，香港被纳入大秦版图，属南海郡。此后辗转历代，始终在我天朝辖区之内。1662年(康熙元年，应该还是鳌拜当权期间)，清兵入驻新界，乡民从此蓄发留辫，成了大清子民。一直到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香港还只是南蛮之地的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些渔民和村夫。战争以清廷溃败告终，从1842年到1898年间，香港全境(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被英国租借，开始了百年的英租借地历程。

19世纪是大不列颠帝国的黄金岁月。在“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梦想中，香港是远东地区的枢纽——四季不冻，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港，是发展其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在租借港岛的第三年(1845年)，英国就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银行(金宝银行);1853年，英国渣打银行取得香港的货币发行权，随即在1859年开设了分行(代行了部分央行的职责权力);1865年，英美德等国在香港合创了汇丰银行。与此同时，贸易洋行也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英资的怡和、宝顺，美资的旗昌都盛极一时——金融和贸易，这一对天生的好基友在香港开埠之初，就埋下了种子。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繁荣和流动。和绝大部分天朝管辖下的王臣不太一样，“香港人”这个概念是开埠以后才形成的。开始涌入的多是南蛮之地流落至此的渔夫乡民，难得有几个识字的，“士农工商”的礼教传统观念本就不浓厚，大家都是为果腹而来，进洋行那是最高理想，从事与洋行相关的服务业(餐饮、休闲娱乐之类)也算得体面。所以说，“香港”的市民气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经济根源。

为什么“个人主义”盛行之地，金融业的发展会显得更加自如和顺畅呢?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可能各藏机抒，我个人觉得，也许因为“金融”是最依赖于“信用”的行业。而“信用”体系的培育和完善，很难以集权的方式完成——集权可以指导借贷行为，但这种行为本身不反映“信用”。良好的社会信用是一种均衡的状态，需要一种相对平等的制约关系——而这种制约，或许在扁平化个人化的社会中，更容易形成吧。

(二)历史的翻云覆雨手

说到香港，难免想到上海。沪港双城之间，一直有相爱相杀的暗流涌动。

1891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香港会)成立。不过其实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上海。这一时期的上海风云际会，既借助洋务运动的发展，又得益于身处长江三角洲的天然优势，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形成颇具规模、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在香港会成立的同年，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更名为上海众业公所)也成立了，并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到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被中华民国政府再度加强——中央银行定址上海，同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部从当时的北平迁往上海。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的发展，无论规模、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无法望上海之项背。然而1937年上海受到日本侵略而沦陷，大批银行家和商人纷纷南下，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海派文化也一并南下，糅合在香港根深蒂固的市民文化和潮汕传统中，开始形成一种似雅又俗的港派文化。沪港两地之相通相生，大抵在这个年代开始变得日渐频繁。

上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溃败，沪上资本开始大规模涌入香港。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去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1/2以上，商界大佬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渐渐形成与外资能分庭抗礼的力量，华人群体的文化程度大幅提高，从而保证了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完整，也抚平了香港不少殖民地式的文化割裂。

进入冷战年代后，内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关上了国门，与正在急速变化的“外面的世界”从此隔绝。“大上海”渐入沉寂。这一沉默就是半个世纪。

而这样的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正成为了香港的繁荣起点。

战争的动荡给香港带去了资金、设备、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1949年之前香港人口约50万，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上世纪50年代后期，香港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电影《雷洛传》描述的大体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的“野蛮生长”——糅合着“黄赌毒”的中小商业繁荣，人口膨胀推动着楼市启动，充满赌性和投机欺诈的证券市场，洋资和华资的明争暗斗——整个城市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和张力，既生机勃勃，又芜杂沉沦。

旧上海的支柱工业——纺织业，成为了香港的第一桶金。1953年，美国允许香港制品输入，并成为港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从业人员达到60多万(占当时香港人口的20%以上)，纺织品和成衣占香港出口产值的50%以上。中小型的成衣厂和商贸行遍布全香港，这种盛景，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在作家亦舒的好多部作品中，这种场景一再出现——无论是独立上进的新都市女性(《流金岁月》蒋南孙)，还是艳光四射的淘金女郎(《叹息桥》李平)，都是成长和浮沉于香港“大堆乱糟糟的布板、面料、样品”之间(忽然想起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书中的女孩子，籍贯都是上海。而作者亦舒，也是生于上海，5岁才随家人南迁去港)。

整个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经济增速为12.7%。到1969年底，香港的人均GDP从1961年的412美元上涨到了829美元，和内地1992年(417美元)到1999年(865美元)的上升水平相当。和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史一样，对财富的渴望化成港人源源不断的动力。港人的勤奋和敬业精神，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城市标杆。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香港文娱业的发展。海派文人文化和潮汕市民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南方式的精致与讥诮，文人的敏感和细腻，加上时局动荡中底层生活之艰辛，殖民商业都市的冷漠与金钱至上，再加上一些“客途秋恨”式的寻根宿命感——这些毫不协调的元素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解构和重组，构造了一套非常独特的香港文化和语言体系。“小人物”的自我奋斗、自我调侃和自我救赎，始终是香港文学影视作品(上世纪60年代~90年代)的灵魂。

细想起来，香港的文人也像商人——文字是商品，是用来养家糊口的。所以金庸的作品是报纸副刊的连载，以“好看”和“受读者欢迎”为第一要务。亦舒，倪匡，黄霑，林夕……无不是“接地气”的高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