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香港经济史（下）香港的客途秋恨

香港的时钟在1996年以后慢了下来。可能生于1990年的香港居民都只能在电影小说和父母的回忆中念想那轻歌曼舞的年代。

数据不会说谎。从1997年开始算起，香港人均GDP从27170美元缓慢上升，到2010年达到31758美元，14年间只增长了21.4%（这还是名义增长率）。这期间的确有几次不可控的外生冲击，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在1998、1999年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5.3%、-2%），人均GDP下降到24716美元。2003年再遭SARS疫情影响，当年经济增长为-3.3%。

对比一下同在“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难免让人有唏嘘之感：新加坡在1997年时的人均GDP为26158美元，略低于香港地区的27170美元，到了2014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4776美元和37777美元。两地这个83%的差别有很大部分可能来自汇率（从2004年到2014年新币对美元约升值30%，而香港地区实行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美元对港元被锁定在7.8。因此新加坡的美元GDP显得更高）。不过，即使扣除掉汇率“溢价”的部分，新加坡这些年的经济增速超过香港地区应是不争的事实。

再回头看上海。从1992年浦东开放以来，良好的历史沉淀，长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上海的“满血复活”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快得多。20年间，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上海，2010年上海GDP总量超过香港，之后在总量上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人均差距则逐渐缩小。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强使得人民币对港元的相对购买力上升。此消彼长，一直保持着优越姿态的香港忽然有些迷茫。

香港，香港，怎么没有那么香了？

这个话题说起来太过复杂和沉重，我不敢妄言。不过，仔细想想，世界所有的大都市的兴衰，其实都是一些历史的因缘际会。或许香港也不例外。

回看历史，香港第一次起飞在上世纪40~60年代，靠的是出口加工业，一来和内地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二来赶上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复苏的大潮，欧美市场大开的历史机遇。第二次飞跃，也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点石成金的岁月，更是几个大的历史机缘的结果。

一个是深层次的内因，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香港和内地城市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她地处半岛，地形崎岖，资源匮乏，入不了达官贵人的法眼，却因此“边缘生长”，长出了一种极有韧性的平民精神和商人文化，这种传统恰好和现代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不谋而合，为现代金融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租借地文化的影响，也使得香港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毫无困难，基本没有遇上制度和文化上的阻力。

外因则比较复杂。首先是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盛于80年代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港英当局在这一波浪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迅速清除所有政策壁垒，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打造金融贸易自由港。然而，金融贸易的自由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吸收，单靠香港这样的经济体量很难独擎一片天。而正在此时，内地适逢其会的改革开放，为香港自由港在亚太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巨大契机。同时，自1978年以来内地的高速经济增长又为香港的资本提供了绝佳的回报率——而这样的历史机会，比如像十几亿人口的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进程，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港湾孕育出这颗东方之珠，是多种内生和外生因素碰撞的结果。有必然，也不乏偶然。

然而，时代的变迁往往向前。1997年，内地的GDP总量为2659.26亿美元，香港为1773.53亿美元——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体量在一个数量级。1998年开始，内地进入长达15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时代，到2014年底，内地GDP总量为10.36万亿美元，是香港经济体量（2736.67亿美元）的38倍左右。即使只从城市角度比较，上海、北京的经济总量也相继超过香港——虽然香港的人均富裕程度仍远超过内地。

就拿老百姓现在最关心的证券市场来说吧。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专业化程度毋庸置疑。而金融市场的起伏也直接关系着香港的经济状况和港人的就业水平。即使在这个充分国际化的市场上，“内地资本”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截至2015年2月，中资股（包括H股和红筹股）在香港主板的数目为347只，市值占比为43.24%，交易量更占到55.15%，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相关系数（2003~2015年2月）高达0.78。而仅仅20年前，对于香港来说，这些数字都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虽然我个人并不太认同“港股A股化”这么标签化的词语，但从中长期来看，尤其在内地放松资本管制后（如2015年证监会开始“允许公募资金投资港股”，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香港创业板”），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因干扰，香港资本市场的“中资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就是历史造就的现实。1996年以后，随着内地对“进出口权”的放宽和调整“出口配额制度”，香港的增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本世纪初更是历史转折点——中国加入WTO，与世界不再保持着“一臂间隔”，这意味着香港特殊地位的就此结束，转口贸易的下滑不可逆转，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趋势也不可逆转。

除此之外，金融、航运、贸易等几乎所有的传统优势产业，从对“内”来说，香港都面临着来自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的竞争——这些城市，除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外，都背靠着一个广阔的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华北经济带）。而香港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自深圳和广州的竞争（尤其是深圳）也日趋激烈。对“外”而言，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外，在“软实力”比如良好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监管体系、成熟的投资者构成等方面，也完全不逊于香港。

香港仍然是香港，然而世界已经不是昨日的世界。

第一次听到《客途秋恨》这首歌时，是张国荣唱的南音。说的是一个书生谬仙与妓女麦秋娟的爱情，哥哥一句“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况且客途抱恨对谁言”，唱得真叫荡气回肠，我却怎么听也像是在听一个关于“追寻”和“惘然”的独白。1990年，许鞍华借用了《客途秋恨》的题目，讲述了一个“本是客途，终成归地；遥望国家，又添秋恨”的故事。1999年，施淑青在她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中，又让主人公用这首南音来叙述生平，也叙述着香港的生平。也许吧，“客途秋恨”，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写到这里，窗外暮色渐起。西山隐约可见。忽然觉得，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耳畔隐隐传来罗大佑苍凉沉郁的声音：“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每一滴泪珠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你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