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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有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
习惯了小红帽天真纯洁形象的读者,如果翻开佩罗和格林兄弟的早期版本,恐怕要为其中的血腥与色情大跌眼镜。也难怪,故事本就在宫廷成人间传播,格林兄弟之前,并没有为“儿童”创作一说。是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对于成熟的定义,儿童教育受到关注,《小红帽》才由一则性寓言,转化为家庭寓言。
而真正将童年视为一场文化上的建构,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讲得最清晰透彻。波兹曼认为,童年的历史还不到400年,大致从十六七世纪开始,20世纪50年代前后终结,其间还包括暧昧不明的童年概念摇篮期。
古希腊没有留下一尊儿童塑像,柏拉图尽管强调青少年教育,希腊也有大量学校,学校教育却和暴力而不是同情紧密相连。古罗马发展出极为重要的羞耻观念,但第一部禁止杀害婴儿的法律要到400年后才出现。中世纪,甚至古希腊罗马的种种努力也被掐灭,读写与教育成为少数僧侣(抄写阶层)的特权,人们的生活交流与集体记忆全赖口头语言与口耳相承,因此7岁(掌握流利的口语表达)之后便是成人。相应地,7岁之后的成人毫无秘密可言,儿童跟成人做同样的游戏、玩同样的玩具、听同样的故事。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Brueghel)描述说,在粗俗的乡村节日,男人与女人沉迷于饮酒,在放纵的情欲驱使下公然互相触摸,孩子在一旁和成人一道吃吃喝喝。更令现代人吃惊的是,中世纪没有对婴儿进行大小便的训练,玩弄儿童生殖器是一个广泛传播的传统,而在今天这传统可以让你坐牢。
15世纪的印刷术形成了新成人。印刷机的发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精熟掌握这个符号世界的是成人,尚未掌握并在努力掌握这套符号的是儿童,儿童与成人由此形成互动。
印刷文字这种传播媒介,改变的不仅是交流方式,也启发了自我意识与个人主义。印刷文字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文化景观,社会身份与个体角色依赖于印刷文字的掌握程度,而不是生物学成就,儿童就是逐渐学习并掌握这套印刷符号的个体成长初期。
印刷符号的社会化载体是学校和礼仪。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英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改造成了一个有许多学校的岛屿,1480年,英国有34所学校;到了1660年,有444所学校,每4400人便有一所学校,大约每隔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在学校里,学生根据不同的年级划分学习不同的文字内容。学校的运行则形成了外部纪律与自我控制,印刷文字强化了头脑对身体的控制与蔑视,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后者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
与学校与礼仪相伴随的是,童装、童话、儿童文学、儿科书籍、现代家庭建立起来。推动儿童概念走向社会的是中产阶级,而且随着中产阶级成为橄榄形社会结构的中坚,儿童也成为普遍性概念。
吊诡的是,1850年到1950年,既是童年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其异化期。电的发现及其媒介产品如电报、轮转印刷机、照相机、电话、收音机、电视、互联网等等,改变了童年存在的文化环境。电子革命与图像革命的联袂出击,击溃了印刷文字所塑造的社会结构与观念体系。
图画与文字的不同在于,图像几乎没有接受门槛,无需训练、无需逻辑与论证,没有概念与抽象的智力活动,甚至无需努力与理智,只要有眼睛和时间去感知就行了。美国总统的竞选策略中,形象远比能力甚至声音更重要,1980年影星里根与老总统卡特的电视辩论简直是“形象”信息的秀场,而在广播辩论中,卡特则更胜一筹。
儿童长到36个月,就能系统地注意电视画面了,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感受电视提供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内容越来越消弭儿童与成人的界限,新闻的猎奇与直播的海量素材,必然出现成人世界的虚伪主题:暴力、乱伦、同性恋、精神病、各种不治之症以及成人生活的其他秘密。这类似“心理脱衣舞”,电视将私密之事公之于众,这种信息平等冲淡了羞耻感,行为举止的“意义”及礼仪也随之降低。
电视是为12岁儿童的心智设计的,电视观众的心智也被定格为12岁。电视机前只有观众,毋论儿童与成人。
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被波兹曼赋予希望的电脑,至今也没有发展出大众化的电脑语言操练,反而使信息生产与消费两极化。电脑编程语言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互联网的信息消费却以青少年为主力军,甚至出现了“黑网吧”的社会用语。在中国正急速拥抱科学技术革命的当下,流行的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会如何导致中国人的童年消逝?
“成人还未长大,孩子已太老”,听上去,这不再是一句忧伤的感叹,而是正在到来的现实。
《童年的消逝》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