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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研究院:需拓宽“一带一路”投融资渠道

一财网 2015-12-03 15:12:00

责编:李秀中

亚洲开发银行此前预测,2010年到2020年,亚太地区约有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量是70万亿美元,平均每年4万亿美元。

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3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认为,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同时更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充分调动社会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该研究院当日在京举办“一带一路”与投资新空间暨新书发布会。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张志前对记者表示,“一带一路”不仅是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关注热点,不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走势,也影响着企业投资及居民生活。

建设资金需求巨大

亚洲开发银行此前预测,2010年到2020年,亚太地区约有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量是70万亿美元,平均每年4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0%,GDP增长率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在造福沿途各国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资本输出的大动脉。”张志前说,“互联互通”建设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动脉经络”,在我国周边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目前,“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化走廊主要有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巴基斯坦)、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俄罗斯、蒙古)、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和新欧亚大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乌克兰、波兰、德国、荷兰)。三大领域对外投资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和高端制造业。

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3日列出了6项近期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海外大型基建项目,包括总投资1.5万亿人民币的莫斯科至北京的高速铁路,全程7000多公里,途经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总投资180亿美元的中哈两国围绕“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涉及基础设施、公路、住房等领域;总投资678亿人民币的由中国铁建等公司组成的财团推进的吉隆坡到新加坡的340公里的高铁项目;总投资600亿美元中国与巴西共同推动的连接太平洋岸和大西洋岸全长3000公里的“两洋铁路”等。

张志前表示,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备资金、技术等比较优势,当前比较热的“高铁外交”即是我国基建海外强势延伸的表现。

他说,在能源合作方面,亚洲国家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但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资金技术瓶颈,合作勘探开发、能源管道及电力设施建设等领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此外,在高端制造业方面,我国在信息技术、新材料及高科技含量较高的制造业领域(高铁、核电等)也具有相对优势,在这方面部分邻国发展较为落后,有望承接我国制造业的转移。

拓宽投融资渠道

建投研究院的研究发现,从投资主体来看,目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社会资本参与率较低。张志前介绍,在可统计项目中,由政府和政府平台公司为投资主体的比重达到了27.9%,政府与企业的合作达到16.3%,其中大部分为地方政府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合作投资项目,企业投资为15.9%,但铁路总公司、电网、煤炭等大型国企占到绝大部分。

建投研究院预测,“一带一路”将掀起下一轮并购浪潮。张志前表示,中国政府力推的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丝路基金的初始投资金额也达到400亿美元,两家机构一旦成立将通过债券发行等资本市场工具撬动的资金量级必以万亿美元计算。

在拓宽投融资渠道方面,建投研究院表示,“一带一路”目前仍处于战略初期,并且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带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尽管社会效用高,但投资周期长,经济效益短期内也较低,因此前期首要的金融服务只能是政府融资或政策性资金。

“随着财政及政策性资金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基础设施逐步完成,沿线节点城市将根据区域优势产业,发展产业园区等具体商业项目。”张志前说,这一阶段的投融资将更加关注项目的经济效益,这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经营性项目融资的重要来源。

研究显示,这一类型的融资来源有三类:有政府参与用来撬动社会资本的投资基金;担负一定国家使命的国有企业,如中投汇通、中信集团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融资如商业银行等。而在地方投融资平台失去为地方政府的融资职能之后,PPP模式成为地方政府向社会资本寻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手段。

重点关注国别风险

建投研究院当日公布的相关报告同时表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重点关注国别风险。张志前对记者表示,“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辐射沿线众多国家。在如此广袤的区域进行建设,必然面临各类地缘冲突及大国间的地缘角逐。

“这种地缘风险,既包括沿线国家的疑虑,也包括域外国家的阻挠。”张志前说,“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际热点区域,如中亚、东南亚和非洲等,这些区域由于历史、宗教、资源或域外干涉等各类原因,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地缘政治风险。除了各国间的地缘角逐之外,沿线国家内部的政权更迭、政局动乱也将给“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中亚、中东等民族宗教矛盾较为突出的区域,国内经常爆发冲突,阻碍基建、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

张志前表示,应密切关注沿线国家的政治状况以及是否存在与中国的潜在争端。在策略上,可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对国家间关系相对稳定、合作意愿强烈、容易达成共识的项目,优先予以考虑;而对那些尽管有合作意愿、但达成共识难、前景不明朗的项目,审慎评估推进,以严格控制政治风险。

建投研究院认为,在具体的推动过程中,应与当地已有合作框架兼容,保持战略合作的连续性,消除沿线国家的疑虑。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不排挤俄美欧日等国的利益。适时建立“一带一路”多边体制下争议解决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由崛起的大国提出的合作倡议,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角,产能合作为主要方式,是一种经济外交手段。该战略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的特点,需要动员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参与建设,同时需要沿线国家的积极配合,时间上可能需要30年、甚至100年时间来推动。

“一带一路”与投资新空间暨新书发布会现场。摄影/章轲

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的三江口,一座铁路大桥正在建设,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新“丝路”通道即将打通。摄影/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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