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还是利用？修法引发野生动物“合理利用”之辩

“保护，还是利用?”涉及野生动物、纠结了几十年的问题，在岁末年初再度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2015年12月2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下称《修订草案》)。随后，《修订草案》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今年1月29日。

这是该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修订。

学界、保护界的质疑声音最大。其质疑的焦点是：野生动物该不该作为“资源”来合理利用。而赞成的声音认为，国际社会是倡导野生动物可持续利用的，一味地强调保护未必对野生动物有利。

归真堂活熊取胆现场。摄影/章轲

为何要修改野保法?

2013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列入立法规划，由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牵头起草和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介绍，“此次修改，以生态文明建设和依法治国为指导，按照保护优先、突出重点、分类管理、强化责任的原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改。”

为什么一定要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罗胜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主要是应对目前中国严峻的野生动物保护形势。”

罗胜联表示，生态就应该是所有的生物在和谐的环境下能够共生、共存，既要保证人类自己生存的权利，又要让地球适合动物，适合所有的生物生存。”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仅脊椎动物就约占世界总数的十分之一，在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效保护好这些物种、基因和生态系统，对于维护中国生物物种安全乃至世界生物物种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据国家林业局公布的中国最新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消耗较严重或濒危程度较高的野生动物有252个物种，仍处于濒危的有104个物种，还有一些物种低于最低存活数量，需要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国家林业局了解到，我国与相关国家近年来联合开展的全球打击野生动植物走私犯罪联合执法行动——“眼镜蛇三号行动”共查获各类涉及走私濒危物种案件300多起，逮捕犯罪嫌疑人200多名，缴获象牙及其制品12吨、犀角制品187公斤、穿山甲及其制品5.2吨、鳗鲡1吨、龟鳖1300多只、野生仙人掌等濒危植物3500多株、红木2000多公斤及其制品432件，以及其他大量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活熊取胆现场 摄影/章轲

罗胜联介绍，这些年，活熊取胆、虎骨入药、活剥狐狸、貉、貂等动物皮毛的残忍做法，以及开办野味餐厅、野生动物驯化表演和大量野生动物标本制作等不当商业活动，都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大量野生动物遭到滥捕滥杀，生物多样性水平日益降低，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野生动物保护不利，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介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在海南、广西、云南、黑龙江、吉林、湖北等地开展的实地调研发现，违法猎捕、杀害、买卖野生动物在很多地方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滥食滥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在一些地区还相当盛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和非法贸易的问题在边境地区时有发生，不仅威胁生态安全，还危及人体健康，败坏社会风气，有损国家声誉。野生动物栖息地侵占破坏情况比较严重，成为野生动物种群减少的直接原因。

此外，长江等重要水域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白暨豚已经功能性灭绝，江豚、中华鲟等重点保护物种极度濒危。在这种形势下，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亟待围绕法律中存在的几个方面突出问题加以修改。

促使今年野生动物保护话题再度升温的，还包括福建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归真堂”)去年12月再度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消息。

归真堂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熊胆系列产品研发生产企业之一，拥有南方最大的黑熊养殖基地，目前其养殖场有黑熊超过400头。

归真堂的老对手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简称“它基金”)再度“发难”。12月24日，它基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明反对活熊取胆、反对归真堂药业上市的坚定态度，并呼吁与归真堂药业对话，探讨企业转型的前景。它基金指责归真堂销售的熊胆汁药瓶上均没有贴有“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涉嫌违反《药品管理法》;涉嫌违法生产和销售没有产品标识且违法包装的熊胆粉。

而更主要的，它基金反对的是归真堂“活熊取胆”的残忍做法。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莽萍对记者表示，时至今日，活熊取胆仍是祖国大地上最令人痛心、最黑暗的产业之一。每一次对于处境悲惨的被抽取胆汁的黑熊的解救和报道，都引起民众的悲愤和反感。“强调活熊取胆的合法性与无痛、甚至是幸福的，就是要把它正当化，这是让社会跟着一起堕落。”

河北秋豪集团养殖场，工人在给貉子喂食。摄影/章轲

野生动物能否“合理利用”?

据全国人大法工委介绍，《修订草案》针对现行法律中对违法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缺乏明确监管措施和有效处罚规定等问题，规定利用、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符合公序良俗。并增加了对出售、收购、利用、运输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管理及处罚规定，以及增加了对违法出售、收购、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发布广告或者相关信息、提供交易场所的禁止性规定。

而对于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还算不算野生动物的争议性问题，《修订草案》规定，“对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行许可制度”，“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根据野生动物习性确保其具有必要的活动空间和生息繁衍、卫生健康条件，具备与其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和资金，并符合有关技术标准，不得虐待野生动物。”

此外，《修订草案》还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严格监管、科学繁育、合理利用的方针”以及“保障依法保护、繁育、利用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

对于“合理利用”，各方的争议最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表示，有了“合理利用”，野生动物保护法实际上就变成了“野生动物开发利用法”。“全世界近百年来关于野生动物的立法趋势，就是不再关心财产权的属性，即开发利用问题，而是关心生物多样性问题、动物福利问题。中国的立法却逆历史潮流而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法理学研究室副主任贺海仁表示，野保法修改应该取消或严格限制有关对野生动物“合理利用”的规定。因为存在这个口子，“合理利用”就会被一些利益集团利用，如归真堂活熊取胆等。

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翔说，在宪法的语境下，野生动物是保护对象，而在野保法中，野生动物成了可以合理利用的资源，在定义上就已经超越了宪法的授权。现行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也是一个把黑色产业“洗白”的过程。

莽萍主张《修订草案》里去掉“资源”二字。“野生动物确实拥有自身价值，是对整体生态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员。但不应是人类的资源，更不应该成为某些行业、某些部门的资源。”

近年来，我国有关野生动物能否“合理利用”的争议起源于2012年的归真堂谋求创业板上市一事。中国中药协会对此持“力挺”的态度。该协会会长房书亭曾对记者表示，中国中药产业珍稀动物药用资源养殖状况早已摆脱10年前“铁马甲、插管引流”等技术落后时期。事实上，不规范养熊场都已被政府明令禁止，也同样被中医药及从业人士所反对。

房书亭认为，对于活熊取胆的不同看法主要是情感问题。在对取胆和非取胆的熊进行体检后发现，两者在生命体征、健康指数方面是基本一致的。“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UDCA)为熊科动物胆汁中特有成分，加之与其他几十种成分的协同作用，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替代品出现，更不能简单地根据功能主治用草药代替。”

本报记者在河北省昌黎县采访时，当地领导对记者表示，“养几只水貂和貉子，就能让村里的两位老人一年衣食无忧。建一个养殖场，就能吸纳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也给国家创造了外汇。”

目前，昌黎全县皮毛动物养殖数量达1259万只，年产值已经达到60亿元，全县5万多农户靠皮毛动物养殖和皮毛加工致富。在河北省肃宁县，毛皮行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8万人，占当地总人口比重的37%。

来自毛皮行业协会的数字是，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毛皮及制品企业工业总产值579亿元，养殖区分布在山东、辽宁、河北、黑龙江、吉林、江苏、内蒙古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养殖区集中在山东、辽宁、河北、黑龙江与吉林境内，毛皮产业从业人员近700万人。

“实际上所有的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原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说，野生动物资源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人类一直在不断利用野生动物。开展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利用，是缓解野外保护压力、兼顾社会经济科研文化合理需求的有效途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驯养繁殖对野生动物保护有利有弊，完全废止基于经济目的的驯养繁殖，目前条件不具备，可以由国家建立可以驯养繁殖的名录，对于名录内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时必须保障一定的福利标准。对于名录以外的野生动物，一律不得驯养繁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说。

河北秋豪集团养殖场。摄影/章轲

狩猎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野保法修法引发的另一个争议是“能否狩猎”、“狩猎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修订草案》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人工繁育、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国务院有特殊规定的除外。”“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取得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猎捕者应当按照特许猎捕证、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工具、方法和期限进行猎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蒋志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狩猎是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有效手段”。

他解释说，北美、非洲、蒙古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狩猎作为国际上一项成熟、管理规范、生态补偿效益较高的活动，对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能够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不仅能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在筹集保护资金、促进猎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当地居民生计、提高保护意识、参与保护事业等方面也能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研究显示，近年来，地球很多生态系统的原有平衡已被打破，狮子、狼等顶级捕食者的种群数量由于历史上的过度捕杀已经非常稀少，而鹿、羊等食草动物由于没有了捕食压力而迅速繁殖，很多地方的有蹄类种群数量已经超出了环境容纳量，长此以往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崩溃。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曾介绍说，按照保护生物学原理，如果野生动物的种群达到了一定规模，而猎捕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特别是有针对性地猎捕对种群繁衍不具贡献能力的老龄雄性野生动物时，对野生动物种群的健康发展有益而无损。

但对于这种说法，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解焱曾表示，狩猎和驯养繁殖实际上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没有贡献，或者说起到相反的作用。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狩猎和驯养繁殖的努力结果，并没有改善这些物种的野外种群数量，反而很多是在下降。狩猎和驯养繁殖只会带动和鼓励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市场需求，加剧野外野生动物的生存困境，甚至给野生动物保护带来灾难性影响。

生物多样性处在危急关头 资料来源：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

修法应立足中国现实

“野生动物的利用包括公益性和商业性利用两类。”常纪文认为，修法要立足中国的现实，解决现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野生动物作为自然资源，在中国被开发利用了几千年，很多地方仍然存在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传统，数以百万计的国民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及开展相关的生产经营为生，若一律禁止、取消，在目前的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条件下，这些人的生存和就业转型就成了大问题，于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不利。

而对于野生动物保护中，只限于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规定，常纪文认为，各种野生动物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重点和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根据自身需要而作的分类。应当对所有的野生动物予以原则上的全面保护，建立人类与野生动物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

常纪文认为，此次修法时，立法目的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删除“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内容，对野生动物利用的内容予以规避，避免动保人士的指责;二是作出“规范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的中性规定，虽然动保人士和产业人士都不满意，但都能接受。“第二个选择似乎可取一些。无论采取那个选择，在第二条适用范围中，建议规定繁育、利用野生动物必须遵守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环境的要求。”

常纪文还建议，把野生动物的保护情况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考核，以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在全国和省级人大环资委下成立专家委员会，指导野生动物保护执法检查，同时规定对不依法行政的部门及其责任人追究行政法律责任。

中国皮革协会名誉会长张淑华也对本报记者表示，“我觉得大部分动物保护组织，要学会尊重。当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强加给别人，并且影响到经济发展和他人正常生活时，我们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