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触动了中国人国民性那根神经

《叫魂》堪称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海外汉学家历史学著作

1996年的一天，孔飞力著作《叫魂》的翻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刘昶来到哈佛大学孔飞力办公室，准备取走乾隆朝档案复印材料。孔飞力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从著作出版后在中国引起的强烈反响来看，孔飞力的担忧有些多余。2月11日，病故的消息沉寂几天传到中国后，舆论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国内学术泰斗级人物的辞世。

83岁的孔飞力向来寡言，在哈佛甚至还被认为“孤傲”；他也并非著作等身的汉学家，《叫魂》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历史学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学术专著即便是历史系学生读起来可能都有点吃力，为何在中国的影响却这么大?

“孔飞力虽然研究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但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之所以在读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研究触动了中国文化、国民性的那根神经。”刘昶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借助1768年春天到秋天，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叫魂”妖术之乱，孔飞力对中国历史做了高明和深刻的解读，《叫魂》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经典，并对世界汉学研究也产生经典影响。

刘昶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叫魂”背后那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状况，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重演。除了达到登峰造极境界的“文革”，有些情况直到今天还是存在，比如抵制日货造成的极端对立等。

而且在刘昶看来，300多年来造成事件发生的根源依然存在。“二十一世纪来中国有很大变化，但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不仅是物质、精神层面，中国人一方面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另一方面不尊重社会的公德，包括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要逐渐改善的。”

一直以来，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的不同立场。二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强调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能只关心精英文化，要关注社会大众等。费正清、史华慈等人主要研究的模式是“冲击反映”论，也就是把传统和近代对立起来看，而且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现代社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以孔飞力、柯文、史景迁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学家转变研究视角，强调更加关注中国的底层社会，要研究地方史，不能单纯把中国看成一个整体。

刘昶说，这些研究思路的变化，直到今天都对国内历史学家有着很大影响。

人物简介

孔飞力，美国著名汉学家，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代表作有《叫魂》《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他于今年2月11日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