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波击中了中国民族科学的自卑心理?

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与地上州国对应图

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

“现在全民都在谈论引力波，这完全就是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与第一财经记者对坐在闹市区一间咖啡馆内，喝了一口浓郁摩卡咖啡后“语出惊人”。今年2月，美国科学家宣布人类历史上首次观察到引力波，随后核裂变般的舆论狂欢迅速刷屏，防引力波孕妇装、引力波美容器、甚至连网上信贷宣传都要借着引力波来一博眼球。

作为国内首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江晓原谨慎地认为，这类重大发现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发现，背后还涉及一系列科学的不确定性。并以此告诫频频打来电话的媒体，不要急于跟进报道，应该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判断。因为2014年3月，美国一科学家团队就发现了宇宙的“原初引力波”，一时也是赞誉声迭起。孰料一年后，该团队又宣布这个发现是一个错误。

江晓原有10多年的博客写作经验。他注意到，但凡发表修正一些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结论性观点的文章，如《周武王见过哈雷彗星吗》、《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等，立即就会引起网友对立。有些骂他的人十分极端，将中国一切事物和成就诋毁得一无是处;部分挺者则过于狭隘民族主义，将中国的一切都推崇得至高无上。有时，江晓原也试图平心静气地与双方讨论，经常同时引起来自上述双方的义愤。

“归根结底，中国人在科学的问题上还是有些民族自卑感的。”这位刚刚完成了300多万字《中国科学技术通史》的总主编说。当然，要想纠正这种自卑感，仅通过一部著作客观阐释古代中国人的科技成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要对西方文明有正确认识。

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五卷本）即将面世

中国民族科技的实用理性

引力波引发的反思中，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天马行空的创新精神，与科学研究过于重实际、易出成果的研究更能得到经费的学术导向有一定关系。

中国人这种讲求实际的思想，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曾将其归结为“实用理性”精神，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特征。在他看来，中国古人关注现实生活，不作纯粹的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欲望横行，事事强调实际、实用、实行，并“重人事关系，重具体经验”。

具体到古代科学技术，实用理性精神也一以贯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古代农业的目标在于衣食，满足温饱，传统农学的内容延伸到储藏和加工，乃至烹饪上。中国古代数学从“结绳记事”、“刻木记事”起，也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和实用性特点。对“数量”观念的认识也局限在经世致用的框架之内。直到1607年，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带来崭新的数学思维模式，才标志着本土数学的变革。

同样，在《山海经》中大量出现的古代博物学，也是着眼于为日常生活服务。《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也承认，这种来自古老帝国的博物学并不是为了某种抽象科学而穷追不舍的执着劲头，更无为攫取超额利润、全面操控外部世界而刻意创新的勃勃野心。然而，过分的实用性考虑，也妨碍了对大自然的观察和理解。

随着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全球闻名，这种遗憾和反思在天文学上表现得更明显。作为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人不仅在天文、历法上取得辉煌成就，明朝末年，传教士就把当时西方先进的天文学工具传入中国。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在清代还担任过钦天监监正。

遗憾的是，即便是热心将懂西方科技的传教士供奉在内廷的康熙皇帝，他的出发点却不是热爱科学。中国历史上，各种方术之士奉诏进宫是常见的事情，他们往往擅长占星、预卜、医术、炼丹等。耶稣会士在康熙宫廷，也没有越出这一传统模式，而且康熙皇帝也不打算将他对科技的兴趣向官员和民众推广。因此，一个公认的观点是，西方现代天文学发轫之初，中国依然还将其当成占星工具，从而错过了和西方的同步发展。

“中国当时确实有这种机会。但恰恰因为我们和西方文明不在一条发展的路上，就算用了别人的工具，还是会沿着原有的轨道走。”江晓原旋即画了两条朝向不同的箭头，“中西方文明从起点开始就不在一条路上，何从谈论落后和先进呢?中国古代的科学或技术物质文明，和西方本来就不同，干嘛要讨论为‘什么没有变成他们’呢?”

对于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江晓原也有自己的看法：“注重实用也不是什么万恶之源，但这些年国内重视基础研究的呼吁，经常演变为对西方亦步亦趋，甚至大有将西方标准视为唯一标准的思维定势。这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其实极为有害。说到底，科学技术只是手段，中国人发展科技，不是为了得到西方人的认可和赞赏。”

山西五台山唐代南禅寺大殿立面

古代中国有科学吗?

这由此也引发了另外一个疑问，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每隔几年，这个疑问就会引起中国网友，甚至科学家激烈争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还曾为此专门举办过座谈会。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教授戴维•林德伯格在其经典著作《西方科学的起源》中指出，现代西方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的不断深入理解，使得研究的方法不再只是单纯的运用经验、归纳，而是运用抽象的逻辑和经验相结合，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西方科学发展影响深远。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五行、阴阳学说，则是中国古代科技哲学的基本原理。按照中国人阴阳五行的观点，世间万物的很多运行准则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比如，五行分类对应联系医药学、天文学、农学、炼丹等理论。至于气候变化、雷电、地震、陨石、疾病成因等，运用阴阳概念也可以得到解释。“阴阳观”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还成为宇宙万物的最基本属性，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相互推移、即生变化，成为万事万物演化的总规律。

“争论背后其实是如何定义科学。按照西方人对现代科学的定义，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科学。但是，如果科学定义宽泛到视任何有系统的知识都叫科学，阴阳五行也可以叫科学。”江晓原说，现代科学教育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所有技术都是在科学原理支撑下产生的。但问题是，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科学理论，而是用阴阳五行作为支撑，同样产生了高度发达的技术。

“其实，很多古代文明中产生的惊人技术，都可以用西方科学以外的理论来支撑。还有一些古代技术成就，今人都还没有摸索出来，例如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用尽已知的现代科技手段，还是没有办法仿制。”江晓原说，中国文明在近代确实落后了，但如今国内普遍存在处处皆比照西方的做法，同样显得有点矫枉过正。

候风地动仪复原设计图

如何看待李约瑟之问

美国科学家宣布发现引力波之后，中国科学史上另外一桩至今没有定论的争执也被人再次提起，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1954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中提出，“尽管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几十年来，这个问题点燃中国学者的讨论热情，并衍生出“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反思。

对于李约瑟的疑问，江晓原也有另外一番看法。他曾公开发表文章中说，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如何定义?“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之问”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

江晓原还指出，李约瑟本人对中国传统文明有异乎寻常的热爱和迷恋，他在不少问题上对中国古代成就有过分拔高的倾向。这无疑影响他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客观判断。尤其冷战时期，中国被西方社会孤立之际，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推崇，让中国人对他充满感激，将其视为伟大的朋友，自然也对他缺乏客观评价。

受李约瑟影响，至今国内一些论著在谈论中国古代文明成就时，难免有“虚骄之气”。即便比较文明史，以往很多视角也是片面的，中国的成就讲得多，西方讲得少。

例如宋代水运仪象台，在传统教科书中被认为是领先世界的天文科技成就。实际上，在当时的欧洲，阿拉伯的很多城市都有类似天文仪器。又如中国人总会自豪地说起，先秦时代起，中国就留下了关于哈雷彗星的数十次回归记录。但当时古人只是记录天象而已，并不知道这颗多次被记录的彗星是同一颗哈雷彗星，也不知道它的运行规律。“观察和研究是不一样的。”江晓原强调。

因此，尽管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很高明，但在《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中，“诸如领先西方国家600年”等评价出现得比较少了。对科技史事件的评价也更为客观，科技发展的中外对比始终贯穿在专题中，并附有中西对照的大事年表，介绍中西方科技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纠正民族自卑感不是这本书的任务，但客观上会起到这种作用。同样，也可以纠一下正那种虚骄心理。”

但在民族内心深处，受近代史的影响，很多中国人至今对本土文明还是有种自惭形秽，“我非常反感这种行为。西方很多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只是中国人不知道其中的内幕罢了。”江晓原说，以中国学术界奉为圭臬的SCI论文(引用)及期刊“影响因子”为例，实际上就是被过度神化了，背后有赤裸裸的商业性质，完全由西方一家以市场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在发布和操纵。

江晓原坚持，不偏不倚地对待中西方科技文明，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就像戴维•林德伯格所提醒，必须带着健康的怀疑精神考察所有断言。

（图片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