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古巴”情结

2010年底和2014年底，我们两位作者分别去古巴旅行。“替我来一杯Cuba Libre。”这是美国人得知笔者要去古巴时说的第一句话。

“Cuba Libre”直译为“自由古巴”。这是一款由古巴朗姆酒与美式可乐混搭的鸡尾酒，蕴含着美国人挥之不去的古巴情结。

在不少人眼中，“Cuba Libre”——不论是鸡尾酒还是这个带有革命理想主义的口号，都始于美国在美西战争(1898)中对古巴的“援助”，从而使后者得以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这一情结更不断被美国政治家们渲染成为某种天然的“历史使命感”，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历任美国政府对古巴或控制，或笼络，甚至是制裁的借口。即便是在奥巴马访古的“融冰之旅”的背景下，推动古巴变革依然被视作华盛顿对古政策的头等大事。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笔者在美西战争重镇西恩富戈斯与来自关塔那摩的美丽女主人高举Cuba Libre时，“自由古巴”却化为古巴人民语境中那个在美国封锁下顽强不屈的民族意志的代名词，以及对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美国人的种种忧虑。

不论将这种情结如何归类，就如不论我们怎样解释这个弹丸之国为何长期居于华盛顿外交政策甚至是国际关系舞台的中心，其落脚点始终离不开一个问题：古巴之于美国的地缘关系。

古巴处于墨西哥湾通往大西洋的各条航道的交会点。进一步讲，这一地理位置使得古巴成为美国广阔的密西西比河腹地出海口以及南部能源产业与大洋连接的咽喉——如何保证这一咽喉的畅通，便成为美国对古巴政策的重要战略目标。

事实上，在19世纪早期美国领土扩张至路易斯安那与佛罗里达之后，近在咫尺的古巴便被美国政治家们视作大陆版图的自然延伸。只不过碍于军事实力无法与当时殖民古巴的欧洲统治者匹敌，美国直到美西战争之后才以“解放古巴”之名进行实际控制，并大体延续至古巴革命。换句话说，直接控制或是扶植一个亲美的古巴政府，始终是美国利益的最佳选择。

“我知道他们是婊子，”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这样说拉美的那些独裁者，“然而，他们是‘我们的’婊子。”

不过，罗斯福忘了，古巴不仅离佛罗里达近，离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也很近。如果佛罗里达的那个尖尖是刀子，古巴是第一块肉，那么古巴背靠的就是整个拉美。而且，古巴与整个拉美，不仅是地缘政治的联系，更有着思想的连结。

在哈瓦那市中心的国家博物馆里，格拉玛号游艇静静地停在一块空地上——60多年前，卡斯特罗兄弟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坐着它从墨西哥偷渡到古巴，开始发动革命。60多年后，当我们走到格拉玛号旁边的时候，被深深震撼了——令人震撼的是，它实在是太小了!才十几米长，也很窄。那么，为什么革命能在短短数年内取得成功呢?

答案部分来源于宗教。古巴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天主教国家——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笔者在哈瓦那，在圣克拉拉，在圣地亚哥街头，都能随处步行到教堂，有的教堂就和基层党组织挨着，互相串门喝茶。看到有中国人来了，都热情欢迎，然后一起带笔者去黑市换钱。

事实上，古巴岛和整个拉美大陆都由天主教信仰连结在一起。而拉美天主教中有一个重要派别：解放神学，或称解放神教。他们把天主教和社会主义结合，而现实中的撒旦和犹大就是美国和他们在拉美的代理人。例如，卡斯特罗就说，耶稣是一位革命者。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更是说，耶稣是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这一派别把拉美各国的亲美独裁政府当作斗争对象，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

因此，当今天美国人重返古巴的时候，可能也是希望在油价低迷、脱胎于解放神学的拉美左翼政府缺乏支撑的时候，与整个拉美实现缓和，把影响力重新切入这块大陆。

在2010年底的那次旅行的最后一晚，笔者在哈瓦那街头，就着用飞吻换来的两块面包，用古巴朗姆酒和美式可乐自制Cuba Libre。浓郁的酒香，加上可乐的催生，让酒醉的笔者迷失在哈瓦那街头。不禁想到，当中国人大举进入拉美的时候，Cuba Libre的化学反应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恐怕还需从历史、宗教、文化的角度多加体察。

(作者陈晓晨系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2010年底曾在现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完成古巴之旅。作者张之星为战略预测公司地缘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2014年底在美古宣布复交之时探访古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