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暧昧“老事披新衣”?企业家须心怀梦想手拿雕花棒

商人和官员，一个钱，一个权，全是欲望交织的钢丝线。在中国的语境中，政商关系总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潜台词意味。

近日，广东省发布了一个《省纪委省监察厅关于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意见(试行)》，先不说内容，光看标题就感觉像“恋爱300问”一样厉害。我一向崇拜能指导人们如何处理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著述。

上个月《“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在北大朗润园发布，报告给企业家提出了包括坚守复利最优、抓住发展核心竞争力等七项建议。会后我询问一个企业家如何看待这七个建议，他反而绕开我的话题说，哪有什么新型政商关系，从吕不韦、胡雪岩到黄光裕、顾雏军，谁对谁错，谁强谁弱谁说得清楚。那档子事，不过都是老事披新衣。

我倒认为这个企业家的话过于绝对，人类总是在进步的，尽快不知道这个进步有时是否该打引号。虽然总说历史在重演，但翻陈出新的表现方式也值得研究，也算是时代特色的一种。

当前中国的政商关系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和收入差距一样，这种关系也有层次的不同。比如我们在西部的某个城市学习考察时，曾遇到首次见面就热衷于讲黄段子不断向女士劝酒的“教育局长”，这在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难看到，但依旧是不少县市的“腐败主旋律”。

当然，不是说发展快的地区就没有腐败和官员素质低下的现象，也许只是他们的方式更为隐蔽，比如我听说有些老外已经深谙这门哲学，在中国“拉关系”时总是会“定制”一个奖学金或者学位，服务于官员子女。

所以周其仁老师提出了企业在不同阶段需要搬迁到不同地方，我倒是深以为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你所需要和所能容忍的，是不同的。

无论是原因还是解决之道，这个话题似乎永远就只能提出问题，而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在北大昨天的讨论现场，即使同为企业家的两名嘉宾也因为考虑问题的维度不同来发生来回几轮争论。

从企业家层面来说，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外圆内方的哲学，他们越来越清楚政商底限在哪里，越来越会打运动战、游击战，也越来越了解灰色哲学的边界在哪里。

但在实际中，也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微妙关系的隐蔽、危险，和对体制公平的极大破坏性。

我主张各种力量都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制度体系和文化氛围，但在这个问题目前全人类都无解的情况下，适度接受“灰色”，包容王健林那样“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政商哲学也许是喘息的机会。

有个嘉宾说了一个观点，中国的创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业和市场力量的创新，二是政府自身的创新，正是这两方面的不断创新，中国近几十年来取得奇迹式发展的原因。也因如此，我相信每个时代在这个关系上一定有他圆润的解决之道，否则则是被替代。

在处理政商关系时，无论是短期活下来的简单目标还是长期的情怀论调，我相信好的企业家一定是走在前列又没有脱离社群的那一群人。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这是傅军老师说的，企业家必须心里住着梦想家，而手里拿着雕花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