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英雄的分化原因在于价值观的分化,可以视为是进入相对主义时代的当下的写照
即使对漫威史一无所知,也不难被《美国队长3:内战》深深吸引:导演罗素兄弟流畅的叙事、张弛有度的节奏把握、深湛的场面调度功力和对近身肉搏与格斗的偏爱,使得12位漫威超级英雄的诸神之战得到精彩呈现。不过,热闹之外,真正构成影片叙事重心即制造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的,毋宁说是超级英雄们的价值观分化,这一分化,又“道成肉身”,具现于美队与钢铁侠两人对是否接受联合国监管和冬兵是否有罪的态度分歧上。
反管制协议的美队像是康德老爷子的衣钵传人,始终坚信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人判断力,拒绝让他者的权威笼罩在自我的自由意志之上。而对待冬兵,他又流露出某种深受康德影响的存在主义色彩,只不过这存在主义却是逆向的:一般的存在主义将主体自由意志确立为对自我选择(哪怕行恶)的负责态度以及在对自己负责的决然态度中体验到的生命强度,因此我们才能理解终日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的存在意义;美队却始终认为冬兵因九头蛇的洗脑而丧失了自由意志,所以无需对自己犯下的恶行负责。
因其逆向,所以令人格外不安。难道发动了多次恐怖袭击的ISIS成员可以因其被极端伊斯兰主义洗脑而逃脱罪愆?如若不然,我们又凭什么认为冬兵无罪?事实上,美队的任性和不近人情即在于此。在我们的时代,理性主体已经像沙滩上的面孔般逐渐消散,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的价值观,美队的道德自信就尤其令人疑惑。说到底,《美队》系列本身不就意味着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已由善恶分明的二战时代进入到价值分化、共同体破碎的当下么?
也是在这里,钢铁侠显得更像是一位当代英雄。拥有超能力、矢志于爱与和平的超级英雄们在正邪交战中导致大量平民的伤亡——这意味着超能力的异化。主要出于对这种异化的反思,钢铁侠不惜内战也要签署管制协议。他不再自信于超级英雄们的理性判断,试图为他们戴上镣铐。尽管影片中这一反思稍显贫薄,却显然具有与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诗歌何为”之问相似的情感质素和结构。这一反思在在片中最大的“坏人”即泽莫男爵身上体现得最为直接有力。
《美国队长3:内战》的反英雄色彩使《美队3》颇具作者风格
与以往众多超级英雄电影不同的是,《美队3》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派来支撑起英雄们的行为和道德逻辑。相反,泽莫男爵固然是最大的“坏人”,却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之所以要引发复联内战,在于为惨死于超级英雄们手下的家人复仇。换言之,他同样将问题引向了对超能力的反思。因此,就像伟大的《搜索者》(1956)因暗含的对杀戮印第安人的谴责而被视为第一部超/反类型的西部片,我们同样可以将《美队3》视为超/反类型的超级英雄片。它为漫威电影宇宙投下了一丝黄昏般的阴翳:诸神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他们将失格活在人间,陷身在种种道德非议之中。
尽管电影语言的出彩和主题上的反英雄色彩使《美队3》颇具作者风格,它在另一些面向上又保持着类型片的神话特性。所谓神话,一方面指它触及了当代社会中的集体心理结构,如普通人对高科技孕育出的超能力和日益深重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指其叙事运作上对不可调解的矛盾冲突的回避式缝合。
尼采说,“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观影经验则告诉我们,好莱坞神话运作之处,必有人性堆积。影片中除了美队和钢铁侠,其余超级英雄在道德面目上都是异常模糊的,他们的站队或立场转变往往依据私人情谊,这与他们在打斗场面中突出的个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甚至美队自身在冬兵事件上也没有遵守其信条,在情况不明(并不清楚维也纳袭击是否冬兵有意为之)、尚不足以(哪怕依据其自身的道德逻辑)做出理性判断的情况下协助冬兵拒捕,从而使自身及其朋友成为对抗整个司法程序的非法分子。所以也难怪有人会认为整部影片的情节萌发点并非管制争议而是情感——美队对巴基原初之善的绝对信赖,其它超级英雄对美队的友谊和信服等等。在种种情感的神话运作之后,影片最大的矛盾即美队与钢铁侠之间的价值观分化仿佛在片末一封深情、真诚的信上得以和解,不过它却回避了关于超能力的伦理争议和“何谓道德主体”及其衍伸出的“是否应该复仇”这类核心问题。那么,与冬兵有杀亲之仇的钢铁侠是否能够与美队“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呢?显然,漫威电影宇宙远未终结,超级英雄们在人间的历史也就尚未终结。
在影片的第一个彩蛋处,冬兵选择自行冻结,藏身于黑豹的瓦坎达王国。当被美队问及是否安全时,黑豹说:“那就让他们(复仇者)来试试吧。”主观镜头缓缓摇过大片的山峦与树木,成为一个空镜头,宁静中仿佛寓示着前方的动荡不安。我们并不清楚黑豹不惜以自己王国的安危来保护冬兵的道德动机何在,就像我们也并不清楚当影片叙事让黑豹放弃报复杀死自己父亲的泽莫男爵的时候,导演是否会想到:如果复仇是坏的,那么复仇者联盟的道德根基何在?也许,这一根基早已崩塌,却在友谊的神话运作下被暂时遮盖了。那么,欢迎来到相对主义的时代。接下来,该仇恨的仇恨,该深情的深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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