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只在柜台底下卖的《干校六记》仍风行一时

回京八年后，杨绛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河南“五七干校”的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等生活琐事写成一部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在80年代初，“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出版了。”幸好胡乔木从《广角镜》上看到这篇文章，给予十六个字考语：“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并认为国内也当出，杨绛藉此询问三联是否愿意出版。范用得此信后很高兴，即于次日请示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表示：“我拿到‘六记’原稿，读后觉得写得很好……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座‘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

杨绛书写自己的经历，为世人留下那一段历史记忆

为了出好这本书，范用特请丁聪设计封面，但丁聪的设计比较写实，几株大树，几座小房子，杨绛不太喜欢这个封面。再版时，范用亲自动手设计了封面，他从自己收藏的一本苏联的花草图案集里，选了一幅随风摇摆的小草图案，放在一个两色叠压的方框里，造型简洁、纤巧，杨绛非常喜欢。这本书与沙汀的《敌后七十五天》(1983年)、陈白尘的《云梦断忆》(1984年)、李恩绩的《爱俪园梦影录》(1984年)、萨空了的《香港沦陷日记》(1985年)共同组成了丛书《纪实文丛》。

1981年《干校六记》出版后，开始只在柜台底下卖，当仍然“风行一时，至今行销不衰，为士林所喜爱，评者时有论及。此书与其他几本书，为三联奠定基础，为三联增光。”今天，这部书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品之一。

本文摘自《三联书店简史（稿本）1932-2012》（张文彦、卞卓舟等编著，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