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党人的一缕孤忠，一个“不是蓝不是绿而是红”的陈明忠

今年上半年，一本台湾“统左派”（主张两岸统一、兼具左派政治主张）人士的回忆录《无悔》频频见诸大陆文化媒体的书评。书的封面上对口述者的介绍是“‘二二八事件’当事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籍由此书，陈明忠先生开始为大陆的现代史、台湾史研究界所了解。

年轻时的陈明忠

陈明忠出生于1929年，在日据时代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比他年长、不满日本殖民者歧视压迫的台湾青年，之前奔赴大陆求学或参加抗日者多有之。后来当过台湾省主席、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谢东闵，就是在中学时代反感日本教师对中国的丑化、对台湾学生的侮辱（称其为“清国奴”），遂在1925年，即中学的最后一年，借道日本赴大陆求学的。因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一书、侯孝贤早期电影《好男好女》而为大陆读者和观众所知的基隆中学校长、地下党人钟浩东（钟和鸣），中学时也曾因为在课堂上偷偷读大陆作家的作品，被日本老师以“清国奴”辱骂，从此觉醒，后来在抗战军兴的1940年1月，抛下日本明治大学的学业，带着妻子蒋蕴瑜和表弟赴大陆参加抗日。据史料记载，在抗战结束前，在大陆的台胞达到约10万人。

陈明忠出生也晚，等到其民族意识觉醒时的中学时代，日本已将战败。与民族意识同时觉醒的还有阶级意识。作为地主少爷，他觉得佃农对他说话时的巴结态度，与“三脚仔”（“皇民化”的台湾人）对日本人的谄媚没什么不同，因此有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意识，“觉得自己也不应该欺负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压迫存在”。

光复之后，台湾青年爱国热情高涨。陈明忠回忆说：“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二三十个年轻人，围着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到处也都有自动教人学国语的小型团体。”

而这些年轻人，后来经历了抛弃国民党、走向共产党的过程——“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再经过三年，白色恐怖肃清全面展开，我又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被枪决前的最后一幕。”这一段概括性的回忆令人动容，也是陈明忠对他这代台湾左翼青年的定论——“这就是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日据时代反日，光复后反国民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时代的先觉者。”

陈明忠参与台中地区的“二二八”，虽非核心主事人员，但也保留了一些见闻，可与其他方面的记述形成对照。比如，一部在美国出版的《瀛海悼孤魂——二二八事变真相纪事》收录了“二二八”事件中幸存的外省籍军民的回忆，其中提到驻扎在台中的国民党军宪兵及联勤被服厂官兵共五六十人，在同当地民众相持两昼夜后弹尽粮绝而投降，旋即被全部枪杀，而整个台中被打死打伤的外省公教人员达上百人。

而陈明忠的回忆却大相径庭，他说，台中民众与驻军交战最激烈的教化会馆这一役，是驻军家属哭求之下， 驻军才投降的，投降的有一百人左右，被“带到学校统一管理”。至于打外地人的情况，他说确实有，但属无业游民所为，而他所读的台中农业专科学校学生保护外省籍老师的事例也有很多。

“二二八”遭剿肃之后，台湾本土的左翼青年很苦恼：出路在哪里？之前，大陆出版的《观察》、《展望》等杂志已经对他们的民主意识起了启蒙作用，而大陆上战局的变化让陈明忠们知道“原来祖国有两个，一个是现在欺负我们的、以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白色祖国，一个是要打倒国民党政权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红色祖国”。同一时期参加台湾地下党、后来走向“台独”的陈英泰近年也回忆说：“那时候不管有没有参加（地下党），想要寻找一个地下组织，一个能对抗国民党的组织，是很普遍的事情。”

台湾共产党在早期，属于日共的一个支部，这是共产国际在日据时代的安排。台共组织在日据时代曾遭全面破坏。光复之后，张志忠、蔡孝乾等中共系统的台籍干部被派回台湾，与原日共系统的谢雪红等台籍共产党人重建台共，此即中共台湾省工委。

共产党力量在“二二八”事件中就已初露，最显眼的是谢雪红领导的台中“台湾民主联军”和张志忠领导的嘉义“台湾自治联军”这两股武装力量。“二二八”之后，谢雪红潜往大陆，张志忠等人转入地下，徐图发展。

“二二八”时，台湾的地下党人还只有80多人。在“二二八”之后那种苦闷而寻求出路的心情驱使下，大量台湾青年靠拢地下党及“读书会”等外围组织，1948年时地下党员已有400多人；到了1950年国民党实行全面逮捕时，据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的交代，已有1000多人，而这还不包括很多随国民党军政机关来台的地下党员——后者的关系，未必全部掌握在蔡孝乾手中。

例如，中共秘密战线的重要人物、1949年后武汉首任市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曾经回忆说：“母亲说有一名我党潜伏人员，在国民党中任中将，由于他身份隐秘，直到被敌人处死也没暴露。所以他死后，妻儿生活悲惨、受人歧视。直到解放后很多年，他女儿想起父亲当年交往的朋友建国后职位比较高，因此怀疑父亲当年是不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后来她父亲的朋友帮忙找到党内资料，发现里边赫然写着她父亲的信息，还特意提到：‘该同志妻儿失去下落，如果找到，当以烈士家属厚待！’”从被处决时身份仍未暴露这一点看，这明显不是蔡孝乾被捕后供出的吴石、陈宝仓这两名中将，而是以其他原因被处决者。

《无悔》书影

随着国民党1949年5月在台宣布戒严，军法机关开始大规模罗织搜捕，加上当局收紧入境台湾的限制，细化户籍调查，在台地下党人及与其有关联的左翼青年大多被挖出。1950年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就说：“在这个情况（实施入境办法）之下，‘共谍’不独不易渗入，即渗入亦不易隐藏。有时且明知其为‘共谍’而故意让其潜入，以便从而探出其整个组织，而加以全部破获。所以在一九五零年春夏间，中共虽准备得很充分，然终于不敢贸然犯台者，他们的渗透战术无法在台施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因素。”（陈诚回忆录）

去年台湾出版的《无法送达的遗书》一书称，省工委领导下的地下党人有95%是台籍人士，这是因为台湾历经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台湾民众在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思考方式上都同大陆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中共即便是在1949年前，也难以像在大陆那样，派遣大量有经验的外省籍干部来拓展组织，而是得全面依赖新入党的本省籍党员作为地下工作的骨干。

而这些在“二二八”之后加入地下党的台湾年轻人，大多没有领教过白色恐怖的手段，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对共产主义也欠缺深刻的认识，很多人一被系狱，刑求之下，难免开口招供或表示“悔改”，或者，在恐怖气氛中不待军警上门，就前去自首。

《无法送达的遗书》收录的燕巢支部案中被枪决的黄温恭、台南市委会案中被枪决的曾锦堂等人就是如此。黄温恭在1951年自首，但隐瞒了自己发展童年玩伴陈廷祥为党员一事，后被查出“自首不诚”，初判15年徒刑，后被蒋介石改为死刑。黄温恭是一名牙医，自首时已有妻儿。其写给儿子的遗书中有“我的心窝儿，乱如麻，痛楚得如刺，如割”这样的表述。而22岁的曾锦堂担任过台南工学院附属工业学校支部书记，在家书中甚至写道：“儿相信神圣的法官不会冤屈一个年轻无知的学生”、“政府对于我这无知的青年学生采取非常宽大的措施，决不会处予什么重的刑罚”。

于今视之，这些纠结、幼稚与求生意愿，都是人性的正常表现。甚至对于一些地下党人刑求之下供出他人之举，被供出、被枪决者的遗属，在台湾“戒严时代”结束后面对先人的这些曾经的同仁，也表示了宽宥。

但陈明忠在“二二八”之后加入地下党的台湾青年中，属于最坚强、最不屈服的一类。由于掌握他组织关系的同志没有招出他，陈明忠不论如何刑求，坚不吐实。坐老虎凳时，砖头一块块往上加，他都不承认参加过地下党。刑求者说：“再加一块，你的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他就随便说自己参加过一个子虚乌有的“社会革命党”，最后被归入杂案，判十年了事。

陈明忠回忆说，判决前，他在狱中遇到的台中市地委委员、在大陆当过东江纵队团级政委的张伯哲，身份暴露，自知必死，但每天都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陈明忠说，看到冯锦东、钟浩东、张伯哲这些坚定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让他下定决心，要跟他们走下去。

陈明忠后来应侯孝贤之邀，在《好男好女》中饰演蒋蕴瑜之父

但这种信念，若没有理论的指引，是无法坚持下去的。“戒严”时期之初被捕的台湾地下党人，大多并没有深刻的政治认识，多是凭着一股“反国民党”的想法加入了地下组织。其中像陈明忠这样的幸存者，在绿岛监狱时，抛开政治学习课教材《毛泽东思想批判》中的所谓“批判语”，只读那些被大段引述的毛泽东的话来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去偷图书馆里的《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小册子；陈明忠甚至买来《物理入门》《化学入门》《自然科学辞典》等书来思考辩证法；他还托人高价买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森·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通读三四遍，了解封建主义是如何演进到资本主义的，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这种自我修养，让陈明忠出狱之后，在台共党人的幸存者中成为异类。据他回忆，那些自首者、坐牢后“自新”者，有的后来办养鸡场发了大财，有的做咸鸭蛋也赚了不少钱，但大多不再涉足地下政治。而他还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稳定下来，我不会放弃年轻时代的理想”。他在制药业当职业经理人，事业上升的同时，找资料、找书读，托书店老板买日本左派的书，买日本杂志了解大陆的情况，甚至买复印机偷偷复印资料散发出去，还投身党外运动，最后在1976年，因牵扯进非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黄顺兴被策动去大陆一事，二度下狱。而这一次的刑求，比第一次坐牢时更为酷烈，但他也未认罪招供。刑讯者说，能熬过刑求四个阶段还不认罪的人，他是头一个。当局原拟以颠覆罪名判他死刑，最后因国际压力巨大而改判十五年，直至1987年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减刑，从此之后以“不是蓝不是绿而是红”的统左派身份，再现于台湾政治舞台。

“戒严”时代，省工委各地支部陆续被破坏、十四五万人被捕、近万人被处决后，中共在台的地下组织已经无存。因此，第一次坐牢出狱后，陈明忠事实上已同中共不复有组织关系，他之后的“统左”政治活动，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辨，全属对青年时代形成的信念的坚持和忠诚——而这种坚持和忠诚，在台湾岛上蓝绿变换的光谱中显得特别孤独。

《无悔》一书中还披露了一些珍贵的史料。例如，1952年，国民党军偷袭福建莆田的南日岛，俘虏了800多名解放军回到台湾。大陆史料中记有此事，但没有公开过这些被俘官兵的下落。陈明忠说，其中的军官一开始就被枪决，狱卒甚至剖出其肝脏到面馆去煮了吃；余下的士兵则因谋划暴动抢船回大陆，失败后也有至少上百人被枪决。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