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龙泉瓷市场突围：现代审美与祖宗规矩并非无法兼容

在丽水市区，人们说到去龙泉，总会用“上去”这个词。龙泉位于瓯江上游，20年前，竹筏穿行于青山的景象很是常见。龙泉的竹子、木材和瓷器就被绑在竹筏上，顺瓯江而下，被运往金华、温州等地。

宽阔平整的高速公路取代了瓯江水路，它们穿山而建，将曾经闭塞的龙泉与外界相连。距离龙泉市区36公里的上垟镇，群山叠嶂，溪水绕屋。这是现代龙泉青瓷的发源地。

当年，在周恩来总理恢复龙泉青瓷的指令下，国营龙泉瓷厂在这里建立。至今，人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当年这座瓷厂的恢宏气势以及它所背负的期望。工厂位于背山面水的秀美之地。是风水学中的吉祥福地。三根直插天际的烟囱成为瓷厂最显眼的标志，似乎要与背后的青山一比高低。瓷厂的鼎盛时期，这里聚集了20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工作、居住于此，意图恢复日已衰微的龙泉青瓷。

龙泉瓷厂厂房旧址    摄影/孙行之

高高耸立的烟囱 如今已经成为这家国营瓷厂的标准性建筑 

这里已经被打造成一个4A级景区：青瓷小镇。昔日的技术骨干们大多自办工厂，比如国家级大师徐朝兴、毛正聪、夏侯文等。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被保留下来，名字这被镌刻在木牌上，悬挂于门前。制瓷名家则被龙泉市安置到豪华大气的“青瓷大师园”，毗邻而居。

散落在龙泉各处制作瓷器的工厂已有1000多家，它们的主人，或多或少与上垟镇这座瓷厂有着联系。当现代学院制度还未曾深入青瓷行业的时候，子承父业、师徒传承，古老的技艺传承方式是龙泉的主流。当年在这座瓷厂中被恢复和改良的工艺就像一条大河，顺着父子、师徒这样的连接方式蔓延到龙泉各个角落，奔流不息。这种纽带不仅意味着技艺的传承，也同时决定着资源、机会的获得，甚至是价值观。

但，不论是龙泉特有的高岭土，还是传承1600年的文脉，都不足以在今天成为青瓷享用不尽的资源。撇去收藏级的艺术瓷，具有广阔前景的生活用瓷、家居陈设领域，龙泉青瓷市场占有率很低。地理条件与人为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这样的现状。改变也在发生，虽然依旧缓慢。

沉浮

 “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船舶往来如织”《龙泉县志》记载了南宋龙泉青瓷高峰期的繁盛景象。“北宋，龙泉窑慢慢兴起，很多越窑工匠来到龙泉，当时的龙泉窑是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在南宋达到了顶峰。当时的龙泉窑取代了逐渐没落的越窑，一度成为南方瓷业中心。”“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季友泉缓缓讲述。站在上垟镇唯一一座仍在运作的龙窑前，古代烧窑的情形得以重现。“曾芹记”的这座龙窑有170年历史，全长33米，沿着山坡蜿蜒向上，“龙窑”之名即是由此得来。 

曾芹记的龙窑已有170年历史，长达33米。 现在每年烧两次窑

龙窑内部

年逾古稀的国家级“非遗”龙泉青瓷传承人徐朝兴还记得，他小时候，山上遍布龙窑，作坊零次栉比。“下雨都不用带伞，山上棚屋的屋檐连着屋檐，从下面走过去，也淋不到雨。”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徐朝兴说。 解放前的作坊中，尤以张、龚、李、陈四个家族规模最大，名声最响。

而在明清两代的官修正史中，宋元时期风光无二的青瓷至明末已经衰微。因为不再向朝廷供奉，也鲜见于官方记载。在民间，青瓷制作逐渐让位于生活用白瓷。“最直接的原因是朝廷审美的变化，人们都还是舍弃青瓷，改用白瓷。明朝的海禁政策也阻碍了出口，让龙泉青瓷更为边缘化。”季友泉说。

“毕竟，当时家家户户用的都是白瓷，仿古瓷器的需求量其实非常小。”徐朝兴说。民国时期，龙泉的工匠们做少量的青瓷，也是以仿古为主，有的甚至作为赝品流入古玩市场。徐朝兴记得，当年的四大家族之间的关系封闭，在手艺的传承、制作的瓷器种类等方面几乎没有交流。“他们做完瓷器都是用布包起来，再放在箩筐里拿出去，生怕别人看见。手艺传承也十分讲究，传男不传女。

虽然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失落了300年，但龙泉青瓷的薪火从未断绝。“选料、成分配比和烧造工艺，这些都需要民间有经验的工匠亲手操作，并不是仅凭理论与数据能够还原的。当地工匠一直保留着这种技艺，只是产量不高而已。” 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季友泉告诉第一财经。

1957年，周恩来总理下达“恢复龙泉青瓷”的指示，青瓷衰颓的局面才开始改变。当时，国家轻工业部组织上海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以及当时的浙江美院到龙泉进行考古发掘，试图恢复龙泉青瓷的传统面貌。龙泉市则选拔了5位来自解放前张、龚、李、陈四家的民间工匠带着3名学徒组成8人小组，试图重新制作龙泉青瓷。徐朝兴就是3名学徒中的一个，师从李怀德。

青瓷研究者项宏金觉得，李怀德等工匠的参与对于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制造工艺，原料配比关键还是要靠这些老匠人来把控，对青瓷不熟悉的人很难复原青瓷的原貌。”

现在，龙泉地区的龙窑大都早已废弃，汽窑等现代化制瓷工具成为绝对的主流。“曾芹记”的古窑依然在工作，这部分得益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相比汽窑85%的成品率，柴窑的成品率尚不足20%。烧一次窑，所用木柴就超过1万斤。因为高昂的成本，“同样的器物，柴窑烧制的瓷器价格要比汽窑高出20倍左右。”吴胜珍告诉第一财经。

也依然有青瓷爱好者会向曾家定制柴窑烧制的瓷器。“柴窑烧出的瓷器气息古朴，这一点是汽窑无法替代的。同时，每一件瓷器的釉色都会有所不同，一部分还会产生窑变。”吴胜珍告诉记者。这些源自手工与偶然的美感吸引着一些瓷器爱好者。客户定制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不是按照成品计算，而是按照放入龙窑中的坯计数，损耗部分由客户承担。

瓶颈与机遇

金宏瓷业的老板金逸林是徐朝兴的弟子，他获得老师授权，将用80年代国营瓷厂原始瓷釉制作的餐具投入批量生产。第一财经采访过程中发现，“生活用瓷”被很多制瓷大师和商铺老板视为龙泉青瓷市场的突破口。

 “青瓷是单色釉，如果有黑点或是气孔，任何东西是掩盖不掉，这就对烧造工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徐朝兴说。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批量化生产质量过关的龙泉青瓷至今仍是难题。“成品率低，产量很难把控，订单来了甚至会面临交不出货的问题。这也造成了市场流通量不高。”季友泉说。

产量难以把控，导致很多海外订单的流失。“外国人往往需要标准化，但龙泉窑在这方面目前还无法满足他们，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也往往会有不同。”项宏金告诉记者。

青瓷的质地也是问题。“现在用瓷讲究薄，讲究轻，但是龙泉青瓷很难做到这一点。同时，作为生活用具，青瓷相比于许多其他瓷器更脆更软，容易摔碎，损耗率高。损耗率高，这是很多餐厅不选择青瓷作为餐具的原因之一。” 潘正阳告诉第一财经，现在上垟镇的很多企业正在想办法加强青瓷的硬度。

 “龙泉瓷的传统就是釉要厚，这样才能让瓷器有玉的温润感。”50多岁的张明林站在金宏瓷厂的车间，拿起一个酒瓶对记者说道。

年轻的创业者们却在试图将龙泉瓷变“薄”。他们没有来得及回望一下身后的传统，就直接奔着市场而去。在瓷器品牌“尚唐”的店铺里，传统器形基本销声匿迹。 这里的咖啡杯、摆件、花器大都结构简约、色彩清淡、做工精致。与诚品书店、无印良品等店铺中售卖的瓷器风格相似，迎合的是都市年轻人的趣味。

“青瓷大都比较厚，看上去会显得笨重，我们的设计师希望把青瓷变薄。”尚唐的老板蒋小龙告诉第一财经。轻薄、简约，这是时下很多都市年轻人的审美品位。对自己的目标客户群，蒋小龙有着极为清晰的认知：“太传统的东西根本不行，现在消费力强的就是那些90后，我们把价格定地适中，包装做到精致，客户就会买单。”甚至，“尚唐”瓷器的包装都是在外定做。“龙泉的包装，细节做不到位。”

在龙泉很多制瓷大师的工作室里，都会摆放很多宋元时期的青瓷以及前代大师的作品。李震家族的制瓷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在他的工作室中，摆放着宋元青瓷文物，以及李家五代人的作品。国家级大师毛正聪的家中，同样陈设着部分宋元瓷器。对龙泉青瓷自身文脉的追摹，是很多制瓷名家的情结。

在景德镇官窑、河南鈞窑、河北定窑、河南汝窑等中国著名瓷器品种中，龙泉青瓷是唯一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品种。这是因为，自龙泉青瓷自五代晚期发源之日起，其烧造技艺就没有很大改变，南宋顶峰时期的胎、釉、器型至今依旧是龙泉青瓷重要的学习资源。但现在看来，这种“怀古”的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青瓷行业与现代人审美的合轨。

制瓷家李震工作室内陈列着一大批宋元瓷器 

龙泉青瓷不画花纹，采用浅浮雕的装饰方式，讲究的是宋人的简洁、内敛。”季友泉认为，龙泉青瓷出自工匠之手，却是中国传统文人审美影响下的产物。过去的几十年，龙泉青瓷行业以仿古的陈设瓷、艺术瓷为主。传统，依旧是龙泉青瓷最重要的发展资源。对传统的强调，又很大程度上源于本地师徒之间紧密的纽带关系。

市场是蒋小龙的老师。3年前，尚唐开始从做酒瓶开始转向制作生活用瓷，他们每年都会参加10多场展销会，为的是“观察怎样的产品才是受消费者欢迎的”。“真正懂青瓷的客人其实很少。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做的是龙泉青瓷。只要好看，他们就会很喜欢。”蒋小龙说。蒋小龙聘请的设计师来自景德镇陶瓷学院，在他眼中，外来的设计资源再加上他所获取的市场信息，就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好的反馈。

尚唐经营策略的成功却遭遇了质疑。“现在真正赚到钱的就是那些不怎么了解古瓷的人。他们迎合的是市场。”新情况引发的担心是，市场成功被视为唯一标准。“中国的瓷器中，只有龙泉窑传承千年而没有中断，这些人不去了解古代瓷器，只知道受市场欢迎的才是好东西。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超过古人了。”项宏金说。

年轻人的介入直接促使了行业格局的变化。“2012年、2013年这两年，青瓷的效益很不错，很多年轻人陆续开办工厂，他们对市场的嗅觉更为灵敏。”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郑一萍告诉第一财经。更为丰富的变化出现在生活用瓷领域。城市中产阶层变化迅速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风尚直接沁入了龙泉青瓷的设计理念。“2007年到2012年是陈设瓷的高峰，此后，高端生活用瓷的市场热度也越来越高，老百姓对青瓷的接受度也在这几年有了很大提高。”季友泉说道。他越来越感到，人们愿意接受好设计带来的溢价。

对于创新，徐朝兴抱着相对宽容的态度。事实上，他早年的很多作品也显现鲜明的时代特色。“龙泉的土、龙泉的釉，这是龙泉青瓷的本质特点。”他这样说道。青瓷的一个“青”字也很重要。“素底光面的特征也很少有人会去更改，因为青瓷绿色的色彩，在上面描绘图案并不美观。”迄今为止，青瓷的外形设计千变万化，但“素底光面”依然是重要特征。

“尚唐”希望把龙泉瓷的釉变薄以适应当代人的审美

 

冲撞，以平静的姿态

自1956年作为学徒工进入青瓷行业开始，徐朝兴已经与龙泉瓷打了60年交道。他的作品以形制严谨、雕工精细而闻名，曾多次被作为国礼赠予外国政要。“大师作品的价格很难估量，有些作品是天成之作，不是光靠人力能够完成的。有些作品则有特别的出处，比如，曾经被作为国礼或被政要收藏。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作品的价格。”一位在上海从事龙泉瓷经营的商人告诉第一财经，国家级大师如徐朝兴、毛正聪等人的作品属于收藏级别，其价格在5万~200万之间。几位大师作品的收藏群体也相对固定。

徐朝兴等国家级大师的作品属于收藏级别

徐朝兴作品

徐朝兴之子徐凌子承父业，成了一位著名的制瓷家。不过，他的设计风格却与父亲的作品大相径庭。青瓷在他的手中成了表达观念的媒介，从形状到色彩，徐凌的青瓷都近似于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熏染下的当代艺术作品：突破传统的形状，瓷器的实用性被至于更为附属的位置，装饰性被重点强调。其飞扬洒脱与徐朝兴作品的工稳细致形成了鲜明对比。徐凌曾在中国美院学习，也有过在日本的学习经历。在他眼中：“青瓷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同时，创造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青瓷是非常重要的。”                       

与徐凌的反叛不同，徐朝兴的徒弟，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季友泉、郑一萍等人的作品依旧保持着龙泉青瓷古雅的传统。在季友泉看来，对瓷器的塑造就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映。刻意的模仿与追求都并不可取。“青瓷的制作不怕别人模仿，因为模仿的东西总是差那么一口气。”他觉得，作为一名16岁就进入青瓷研究所工作的工艺师，传统的青瓷设计与工艺在他内心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无论在外观还是产值上，新与旧的分野如此强烈。但瓷业人之间却不常讨论关于设计创新的话题。“大家都是各干各的。”项宏金说。各干各的，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话，青瓷人们各自埋头经营着自己的小企业。

龙泉瓷自宋代以来直至明代前期的辉煌历史构成了龙泉人的认同基础。某种程度上，宋元风格被视为一种难以超越的高峰，丈量着当代青瓷制作的成就。“龙泉瓷1000多年传承下来，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宋代的风格是很难替代的。”项宏金的话在龙泉人中颇有代表性。

“基本上，获奖的作品依旧还是走传统路子的。本地的传承基本上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有过在外学习经历并科班出身的新秀不多。”潘正阳说道。当继承和怀古被屡屡强调，反叛和超越的冲动则会淡化。在龙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现代学术资源和风格创新的重要性。2014年1月，龙泉市政府与丽水学院启动筹办龙泉青瓷学院。“龙泉青瓷行业较少科班出生的设计者，设计的同质化比较严重，创新需要开阔的眼界和系统化的学习。”上垟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

                                                                 徐凌作品 《瓯江源》                                                               

  徐凌作品《旋》

 

（龙泉市上垟镇政府工业办公室潘正阳先生为采访提供帮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