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并未摆脱“强奸文化”的噩梦：巴西女性文学中的女人

巴西超模吉赛尔·邦辰将现身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巴西女性的美丽举世闻名，但她们并未彻底摆脱长久以来的噩梦

2015年，巴西全国统一高考将作文题目定为“巴西社会中针对女性的暴力现象持续存在”，引发大规模舆论争议。今年5月，又发生了一起一名16岁女孩被30名男性轮奸、时评被上传到社交媒体的骇人事件，针对巴西“强奸文化”的谴责和反思再起，各界要求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呼吁堕胎合法化的声音也再次高涨。此外，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临时停职后，著名杂志《Veja》刊登文章赞扬临时总统特梅尔的妻子玛尔西拉·特梅尔，称赞她“美丽、端庄又居家”，强调家庭才是女性应该发声的场所。文章刊登后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多方抗议。

殖民地时期(1500～1822)的巴西，家长制盛行，父权至上，女性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家长制影响深远，是巴西社会中性别问题的根源所在。

随着女性地位逐渐提高，一代代巴西女性作家结合具体社会现实、书写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形象的转变。

19世纪中期，拉美国家女性意识觉醒，旨在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与投票权的活动在各地展开。到1876年，巴西政府允许女性进入普通公立学校学习。得益于此，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女性日后成长为巴西第一批女作家，最具代表性的是茱莉亚·洛佩斯·德·阿尔梅达(JúliaLopezdeAlmeida,1862～1934)。她的作品获得评论界的认可与赏识，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茱莉亚于1902年发表处女作《破产》(AFalência)，讲述一个女人在丈夫去世后努力养育两个女儿。在女性没有经济能力、完全依靠丈夫的社会现实压迫下，女主人公最终选择自杀。小说对女性命运的真实描写使其成为作家最杰出的作品。茱莉亚在第二本小说《不速之客》(AIntrusa)(1908)中讲述富有的鳏夫阿尔热米卢因想要雇佣一位女管家而引发舆论争议的故事，借此展现人们的保守思想以及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茱莉亚擅长在文学作品中探讨教育及女性权益等问题，然而，她并未突破局限，在作品中着重讨论如何成为“完美女性”，即以家庭为重、为相夫教子而接受教育的女性。这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西社会的主流思想：女性属于家庭，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权是为了使她们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

茱莉亚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依旧处于从属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在这一时期，参与写作的女性数量有限，普遍出身于中高产阶级家庭，写作之于她们是一种消遣，并不能作为职业，由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并未受到广泛重视。茱莉亚·洛佩斯·德·阿尔梅达被认可是一个特例，是巴西女性主义文学传统的开端。

抗议“强奸文化”

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女性解放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巴西女性主义运动成功引起了大众对女性生存状况的讨论。当时“地域主义”文学作品盛行。出身于巴西东北部地区的作家们将该地区的风土民情付之笔端，生动地呈现出农业庄园的繁华与衰落、腹地地区的干旱与贫穷以及人民生活的苦难与挣扎。

“东北部小说派”作家中唯一的女性——拉盖尔·德·盖洛斯(RacheldeQueiroz,1910-2003)，是该阶段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她的作品始终以女性角色为中心，在描写东北部人民生活疾苦的同时，重点展现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生存状况以及她们的反抗，抨击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至此，巴西女性主义文学进入“叛逆期”，即对社会准则和主流价值观提出直接抗议。

1930年，拉盖尔发表处女作《一五》(OQuinze)，以1915年发生在巴西东北部的旱灾为背景，在描述灾民流离失所的生活、批判社会不公正的同时，塑造出一个拥有事业且能够掌握自己感情生活的独立女性形象。此后，拉盖尔笔下的女性形象一直在发展、进步。在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拉盖尔创作小说《石子路》(CaminhodePedras,1937)。女主人公奈奥米在家庭和革命事业中选择了后者，并因此被保守的老板开除，然而，即便是被捕入狱的经历也没能令她放弃信仰。作家笔下最具突破性的女性形象是长篇小说《玛利亚·莫拉回忆录》(MemorialdeMariaMoura,1992)中的悍匪玛利亚·莫拉。悍匪是极具巴西腹地区域特色的人物形象，他们反对政府统治，并不仅仅是普通强盗。玛利亚·莫拉是拉盖尔作品中唯一通过获取经济力量、占有土地来达到自我实现的角色。她游离于法律之外，拒绝婚姻与生育，不因自身欲望而感到罪恶，象征着彻底的女性解放。

自20世纪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活跃于巴西文坛。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通过书写探寻“真实”与“身份”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她的作品大多以女性角色为中心，从“存在”层面探讨拥有主体意识的女性，以“意识流”手法展现人物心理。在女性主义层面，比起探讨社会问题，李斯佩克朵更专注于展现女性独特的、“内质的”成长过程，而小说《星辰时刻》(AHoradaEstrela,1977)，即作家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首次涉及到巴西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东北部贫穷地区女孩玛卡贝娅移居到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力不从心地做着一份打字员的工作，幻想成为玛丽莲·梦露，结识同样出身东北的男友奥林匹克，后者为自身发展而抛弃玛卡贝娅，选择了家境良好的里约人洛丽亚里。最终玛卡贝娅意外死于车轮之下。六七十年代，巴西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他们文化程度不高，难以在城市中立足，这一弱势群体中的女性更是隐没在社会边缘，可有可无，就如同玛卡贝娅的四个室友——四个玛利亚，没有任何个人特色，随时可以被替换。克拉丽丝以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将她们的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

文学创作是一条借由“虚构”到达“真实”的路。不同时期的巴西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让我们得以从女性视角观察巴西不同年代的社会现实、女性生存状况以及种种社会问题对女性自身发展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巴西部分地区依旧盛行“大男子主义”之风，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常有发生。巴西女性仍在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奋斗。

（作者马琳毕业于北京大学葡萄牙语专业，现于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译有《永远的菲利普》《巴西当代戏剧选》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