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与两难：难民潮中的默克尔

“我今年80岁了。我要给德国选择党(AfD)投一票。”汉堡一位退休老人马塞尔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我不反对难民。不反对帮助难民。但是默克尔做出让难民进入德国的决定时，她没有问德国人就自己做出决定，对此我不同意。”

自2015年9月4日德国向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正式打开边界以来已有一年之久，据德国驻华大使馆给出的数据，在此期间德国共接收了大约150万名难民。

但是，这场“难民危机”令默克尔的总理之位受到了来自全德的挑战。正如马塞尔所说，他投给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甚至并非因为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他就是不满大量实际上并非难民的人进入德国，并因此迁怒于执政党。

在2017年的大选年来临之前，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CDU)在先后举行的5场重要地方选举中一场都没赢。而类似于马塞尔的看法和行动，正是德国选民用选票来惩罚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直接表现。

对此，人们不禁提出三个关键疑问：为何步步为营积累了十年政治资本之后，默克尔却将她的政治生涯押在了难民危机之上?在内忧外患之下，默克尔能否连任第四个任期?德国真的会落入极右翼崛起造成的政治陷阱么?

默克尔的连任不无压力

什么触动了默克尔

时光回溯到2015年7月，当时最困扰默克尔的还是希腊新一轮债务谈判和乌克兰危机，彼时“英国退欧”还被视为英国一小撮人的无病呻吟，而叙利亚难民们还没亲切地管她叫“默克尔妈妈” 。

而正是那时候，默克尔在一次公民对话中对一名正在德国申请避难却担忧会被遣返的13岁女孩沙维尔(Sahwil)说：“不能事先对能否留下来做承诺，只能尽快加紧审批。”

“如果说你们全都可以从非洲过来，那么你们会一下全都过来。”默克尔说，“但我们应付不了这种局面。”

然而就在一个月间，一些事情触动了默克尔。

2015年8月底，默克尔对难民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她亲自前往柏林的难民接收点，同一名19岁的叙利亚青年拍下了那张广为媒体转载的“自拍照”。8月31日，默克尔宣布向滞留在西巴尔干和东欧国家沿线的难民打开大门，并说出了“我们能办到”的标志性话语。9月4日，德国向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正式打开边界。从那时开始，难民以每日1万人的速度涌入德国。

美国《时代周刊》将默克尔选为2015年的年度人物，不少人还认为默克尔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位执政十年却鲜有“远景式”政策的德国总理，一下成了蜚声国际舞台的历史性人物。

德国政界此前一致认为，默克尔可以稳坐总理一职，这恰恰和她务实的“远大政治工程”相关，而当在很多问题上与选民意见相左时，她选择做一个“所有德国民众的总理”。然而，当难民危机没有显现出任何国内政治利好时，默克尔却赌上了她的政治生涯。

随后，包括默克尔及她的幕僚长阿尔特梅尔(Peter Altmaier)在内，都将这一举动解释为一个理性的政治选择。

2015年10月，混乱的难民登记、移民融入困难以及巴黎出现的恐袭事件令风向在德国乃至全球迅速逆转。在2015年10月6日从印度返回柏林的飞机上，逐渐感到民众压力的默克尔向随行的德国记者解释了她的初衷。

德国人也许希望能够回到难民危机之前的旧时光，可惜覆水难收。

默克尔的态度很坚定，她说只要她还做总理，德国就不能成为一个蓄意将尚处于危机之中的难民赶走的国家。德国当然可以关闭边境，然而大量难民站在铁丝网前的画面将非常难看。在德国的一档电视节目上，默克尔谈到难民问题时，防备之心有所放松，不再那么拘于词句，发言也比往常更有激情，德国人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往常的默克尔。

在难民问题上，默克尔几次罕见地流露真情。因此遭受批评时，她表示，“如果我们现在要对面临紧急情况时所展现的友善面孔而抱歉的话，那这就不是我的国家。”而当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在一场欧盟峰会上揶揄默克尔“德国迟早要把铁丝网架起来”时，默克尔转向欧尔班说，“我在铁丝网后已经住得久到不想让那段噩梦重现。”

默克尔所指的，是她年轻时被柏林墙隔阻的那段时光。

与默克尔接近的人们都相信，除了政治诉求之外，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有着更深的个人缘由：她的家庭和宗教背景。来自东德的默克尔，身上体现着客观、节俭、保守的特质，同时她也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徒。一位接近默克尔的人士解释，她从小被这样教导：如果有陌生人在雨中站在你的门前，你让他进来并给予帮助，而当你让他们进来了，就不要冲他们扮鬼脸。

这样的教诲在默克尔最近的话中还能找到一些影子：“人们从2000公里以外来投奔我们，而你接纳了他们却说，你在这就不能友好点儿吗?”

关于默克尔记忆的柏林墙

难民政策的纰漏

阿尔特梅尔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解释道，从默克尔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去年夏天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她“别无选择”，只好打开边界。

年近八旬的汉堡商人琼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难民并没有影响他的生活，他也没对难民抱怨。然而他质疑这种“别无选择”的说法，亦不赞同开放政策的混乱执行方式，德国政府现在甚至连具体有多少难民进入自己国家都不清楚。

琼戈的不满也正代表了德国公民与默克尔之间的错位。默克尔对她所在党派乃至德国民众不愿跟随她的脚步深表失望，而德国公众从最初并不反感默克尔的开放政策，已经演变为无法接受该政策在控制难民涌入等诸多方面并没有详细部署。

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默克尔及其政府的难民政策的确有失误之处。去年德国接收了150万难民，“这是始料未及的，之前很多人都没有进行登记备案，德国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

不仅是政府，德国公众同样因此而措手不及。在德国生活多年并在汉堡大学任职的郭晨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难民在汉堡的出现，对她的具体生活没有过多影响，但是心里多少会有些忐忑。另外，汉堡人对突如其来的多元文化也更加小心翼翼，择言不慎可能会被划到极右翼派别里去。她表示，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这等于会被社会边缘化。

与此同时，郭晨波称，汉堡各个区都有自己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并没有阻止建立难民营，而是倡导建立分散型的小型难民营，这样更适合难民迅速融入当地社会。郭晨波表示，如此，难民的居住条件也会得到改善，同时减轻某些难民所在区里学校和幼儿园的负担，并尽量降低形成类似巴黎或者比利时郊区的大型贫民区的可能。后者完全与当地主流社会形成分水岭，这种边缘化居民区内的居民对主流社会或者西方普世价值观可能存在敌对情绪，容易由仇恨或者绝望而转化为恐怖袭击事件，这种边缘化居民区的出现正是大多数汉堡人担心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孩童时期就曾在二战中见识到战争残酷一面的马塞尔对于来到德国的叙利亚难民中80%都是年轻男人的情况感到不解。

马塞尔对记者说：“每天我去汉堡政府办事都会看到年轻的男性难民排着长队拿着各种文件等着领钱。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留在叙利亚为了家庭而战斗呢?”

马塞尔表示，“现在叙利亚男人跑到这来要钱，我对此感到非常生气，他们不是难民。”

相比马塞尔的抱怨，更大的担忧则在于，登记备案的缺失令恐怖组织借“门户开放政策”浑水摸鱼地潜入德国。

令欧盟难堪的是，欧洲刑警组织今年还特地指出，这种担忧是不存在的，因为仅有不到0.01%的恐怖嫌犯具有难民身份。而随后的7月，德国在一周内接连发生了维尔茨堡火车砍人、慕尼黑枪杀案、安斯巴赫炸弹案等暴力事件，其中两起事件均有难民参与。一位家住慕尼黑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教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颇为嘲讽地表示，“这个0.01%的数据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难道恐怖嫌犯会主动实名注册他的难民身份么?”

对难民议题的反思还令历史沉渣再次泛出水面：难民遣返一直是西方政治的棘手议题，以往谁都不希望被媒体拍到把可怜巴巴的难民塞上飞机遣返的画面。

琼戈颇为气愤地指出，滞留在德国的55万难民数量还是被推测出的，难道一个国家不应当确切知道滞留难民的数量吗?

德国移民难民局在回答德国议会中左翼党党团的质询时称，目前难民申请被拒签后依然生活在德国的难民将近53万，其中有3/4在德国已经生活了超过六年，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于土耳其(77600)，随后是来自科索沃(68549)以及塞尔维亚(50817)。目前包括基社盟(CSU)的高级别政客在内的政界人士都指出要尽快修改德国遣返法律，而德国警察界则指出有些人权组织在系统性地妨碍难民遣返。

德国的一处难民安置点

“可怕”的德国选择党

在比较政治学上有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即当西欧的一些大党在激烈的公共争论中引入保守观点却又从该立场后退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尽收渔人之利，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味。

具体而言，当CSU呼吁关闭边界却一直无法令默克尔政府满足其要求后，极右翼便有了可乘之机，这也是德国选择党在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间民调支持率从4%上升到12%的重要原因。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德国政治中心比看起来要稳健》也赞同这种观点。报告提出，如果CDU早就同意CSU此前对于边境控制的要求，那么保守派选民就会持续支持CSU/CDU联盟，而不会被德国选择党分票。

然而在实施中，默克尔持续抵制来自于CSU的要求。上述报告指出，大党还在为如何应对难民而争论不休时，德国选择党使用了他们反对建制的一贯言论，并使用了保守派对于法律的要求来反对CSU/CDU和社民党(SPD)，提出了一个清晰的保守政策，以及如何快速降低难民数量的具体方法。

此前就有专家提出，在五次地方选举中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德国选择党不仅仅从CDU和SPD两大政党手中抢夺票源，德国选择党基本上可以从所有的既有党派中分票。

上述报告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并以德国选择党从德国自由民主党(FDP)的手中分票作为案例。作为左翼党派，FDP通常吸引更加介意经济话题的自由派选民。而将自己定义为经济上的自由派、政治上是保守派的德国选择党，成功从FDP手中分到了不少富裕却又保守的选民的选票。

然而，乘虚而入的德国选择党真的如此可怕么?

正如上文指出，德国选择党的兴起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党派的走向。譬如在科隆性侵案出现后，CSU/CDU和SPD在加强融入法等方面迅速达成共识，因而虽然科隆性侵案影响恶劣，德国选择党在选票方面并没有太多获利。

除了德国选择党本身党内混乱导致不少德国选民离去之外，德国选择党的弱点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缺乏稳定的媒体背书，缺乏稳定的党派结构，同时缺乏党内领导人之间的协同。

琼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在柏林的地方选举中，德国的左翼党也同样获胜，如果说左翼党的诉求对于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还能够理解的话，德国选择党的诉求就显得非常“可怕”了。

不过，幸运的是，与西欧成熟的极右翼政党法国国家阵线党(FN)等相比，德国选择党目前尚缺乏议程设置能力，至少现在还是如此。柯慕贤也对记者指出，德国以往就出现过类似的党派，但现在已然难觅其踪。

在设立之初，德国选择党原本是为了反对欧元，后来欧元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之后，其地位就开始下降。难民潮问题出现之后，该党人气又有所回升。柯慕贤表示，“所以也不好说难民问题结束之后，这个党还是否存在。”

确实，在德国选择党之前，德国的右翼民粹党派从未如此接近德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在20世纪90年代同样反移民的右翼民粹政党德国共和党(Die Republikaner)在移民潮下降后迅速销声匿迹，该党一度在1992年民调中获得10%支持率，但在1994年迅速下降至2%。

柯慕贤还指出：“随着难民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危机得到平息，整体的政治情况也会平静下来。”

默克尔比你想的强大

柯慕贤表示，德国已经对难民政策进行调整，难民数量已下降，7月份数据显示，德国接收的难民数量为1500人，降到了难民危机之前的水平。

“我们的任务是快速处理避难申请程序，确定谁能留下来、谁需要遣返。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帮助难民融入德国社会，帮他们找工作。”他强调，德国政府已经加大了警力投入，对到达德国寻求避难的难民进行身份核查，只接收那些真正由于国家战乱而安全受到威胁的难民。

各种民调显示，由于移民进入德国的数字已经下降，德国人的忧虑转移到“难民融入”上。然而融入之路谈何容易?而更重要的难题是：几乎每天都能在德国媒体上看到的涉及难民的案件，将在多大程度上阻挡默克尔的连任之路?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其报告中指出，只要德国目前现有政党可以在包括欧盟、移民和融入问题上达成较为保守的共识，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就一定会下降，因而德国的政治中心要比看起来稳定得多。

专家们也倾向于认为，默克尔在柏林地方选举后的讲话中悄悄改变了同民众沟通的方式，这是一个松动的迹象。默克尔表示：“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情愿回到许多年前，能让德国更好地为应对2015年的情况作准备。”

然而与不少记者交谈过的德国人一样，郭晨波也并不认为默克尔的这句话是在道歉。“默克尔这里指的更可能是，多年前签订《都柏林协定》时很多事情就应该说清、理顺，并非在为自己的难民政策道歉。”这点在9月的维也纳峰会上即可以看到，默克尔的政策并没有变化。

《都柏林协定》在1997年生效，2003年有了《都柏林第二公约》，这些都在默克尔当选总理之前由当时德国“红绿联盟”参与推进的，而默克尔上台则是在2005年11月。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无论默克尔道歉与否，在她的此番讲话之后，所有的德国媒体和德国问题专家都断定默克尔将要寻求她的第四任期。

“在总理人选这件事情上，可以说德国人没有其他‘选择’。”在谈论德国选择党对德国政坛的冲击时，琼戈还跟记者玩起了文字游戏。

今年CDU与CSU党内人士所组织的一系列针对默克尔的“反叛”行为均以失败告终。联盟中也几乎没有可以取代默克尔的人选，德高望重的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勉强算得上一位，然而74岁的他年事已高。而SPD的候选人加布里尔的支持率与默克尔相比，远不能望其项背。

默克尔仍然拒绝回答是否要参加2017年的选举，而上一次谋求连任时她足足提前了2年就将想法公之于众。现实问题在于，默克尔尚不确定是否能够在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前得到来自CSU的支持。

按照时间点计算，默克尔最有可能宣布其参选计划的时机就在12月份CDU党内大会或者是2017年年初的CSU大会上，而目前，默克尔连CSU大会的邀请信也还没得到。

CSU负责人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在难民危机中将同默克尔的分歧公开化。此外，泽霍费尔一直坚持要求默克尔在难民接收人数上设置一年20万人的上限，这也是换得其对默克尔连任背书的最重要条件。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涌入德国的大致相当于其总人口1.8%的150万难民，终将对德国社会造成深远影响，难民所带来的政治波动将长久与社会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