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慢就业”没什么不好

最近，大学毕业生“慢就业”引发舆论关注。对于“慢就业”，有人批评是“不就业”、“懒就业”，还有人质疑这是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和高校为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而想出的一个“新概念”，以此延缓大学毕业生就业。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加以理性分析。

在笔者看来，对于近年来出现的部分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不马上就业，而选择休闲旅游、在家陪父母、社会考察、出国游学等，要从就业的多元选择、大学毕业生的个性规划，以及政府、高校的责任等多个角度来观察。理解大学毕业生“慢就业”，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首先是“快就业”和“慢就业”的关系。

相对于毕业后不急于找工作的“慢就业”，那么将大学最后一学年作为“就业年”、四处跑人才招聘市场的就业行为，可谓“快就业”。

多年前，为了让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找到一份工作，教育部门专门要求各高校要统计学生毕业离校时的就业率(初次就业率)，将其作为衡量学校办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学校也号召大学毕业生不要挑挑拣拣，“先就业，后择业”。

但事实表明，急于在毕业时就找到一份工作(不管适合不适合)，既导致大学教育严重功利化(包括在统计初次就业率时造假，要求学生就业或让学生“被就业”)、缩水(学校毕业这一年的课程、教学为学生找工作让路)，也使不少大学毕业生对首份工作很不满意，毕业半年之内换工作的毕业生达到30%左右。

其实，对于就业，不能强调统一节点、统一行动。“快就业”和“慢就业”应该是大学生个体的选择，能在毕业后立即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很好;如不打算在大学毕业这一年花太多时间找工作，而希望做好毕业设计、搞好学业，在毕业后再慢慢找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大学生就业不能只看速度和数量，而要看就业的质量。近年来，舆论一再呼吁，教育部门要取消统计、发布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而关注大学毕业生的中长期就业情况，这其实就是给大学生更充足的时间去实现高质量的就业，也促使大学更关注学生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而不是以就业为导向来办学。笔者认为实行职业教育的学校应以就业为导向办学，而进行通识教育的学校，则应以学生的能力为导向办学，如果这些学校围绕大学生毕业时的就业率办学，就会把学校变为职业培训所。

其次是“慢就业”与“不就业”、“懒就业”的关系。

不少人担心，在有的大学毕业生不愿意找工作、甘于“啃老”的情况下，“慢就业”会不会成为“不就业”、“懒就业”的借口。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慢就业”和“不就业”、“懒就业”是完全不同的。选择“慢就业”的学生，在“慢就业”期间，是有明确的自我规划的，“慢就业”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进行思考与准备，而不是得过且过。很多“慢就业”的学生，每天的生活也安排得十分充实。

再次是个体“慢就业”与政府部门营造良好就业环境、高校做好大学毕业生个性化就业指导服务的关系。

不赞成“慢就业”者，有多数是担心教育部门、高校由此推卸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责任——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于是告诉他们慢慢就业、不着急，对“大学毕业就失业”心安理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显然是对“慢就业”的滥用——“慢就业”是大学生个体的选择，不能作为政府部门和高校的大学生就业战略。也就是说，对于大学生根据自身家庭经济情况、个体能力和职业发展规划做出的“慢就业”选择，社会应给予理解和尊重，但教育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和高校却不能把这当作是一项就业政策。创造有效的就业需求，给大学毕业生个性化就业指导服务，是政府部门和高校的责任所在。

事实上，针对“慢就业”提出的高质量就业要求，教育部门和高校更应改变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短线思维，而从长远角度系统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当下，我国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都在抓大学毕业这一关口，但由于没有解决大学生培养质量和个性化指导服务的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要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根本的措施有二：一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有自身明确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这要求政府部门放权，把办学自主权交给高校，同时对高校办学实行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而不再是行政治校、行政评价。

二是大学转变急功近利的培养理念，关注每个学生的长远成长。要把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也纳入学校办学的新体系中，对于已经毕业的校友，通过完善的校友网络提供持续的学校服务，而不是只关注大学毕业时的学生就业率。学校要严控教育质量，要求每个学生达到学校培养标准方可毕业，毕业后长期跟踪服务，这是世界一流大学提升学校品牌、增加受教育者对学校满意度、社会捐赠和校友捐赠资金成为学校办学经费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