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思想根源及其错位(节选)

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通过产业升级等举措进一步发展制造业，把国家提升成为制造业(而不仅仅是加工业)强国。政府也制订了相关的工业发展规划，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就业问题，也扩展社会创新的基地。为此，政府鼓励金融业包括互联网业的发展，意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不过，政策的执行结果表现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至少在一些地区如此。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但结果走向了人们所说的“脱实向虚”。金融经济(包括互联网金融)本来是为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工具，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了金融业和互联网业，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

房地产业也是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

政策执行考量不足

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很典型的案例。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很难理解当代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但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以提高效率，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共识。唯有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把市场引入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提高其效率。今天，无论是国有企业的“去产能”政策还是PPP(混改)政策，都是为了减低垄断，提高效率。不过，到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做强做大”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阻止了地方官员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改革;相反，一些政府官员不仅不想改革国有企业，反而采取各种行政举措来保护过剩“产能”，更不想让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领域，使得地方层面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经济思维互相矛盾

尽管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思想共存，但并没有通过有效的整合而使得它们一致，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发生各自的影响。这就导致了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性，也经常导致经济政策的错位。例如根据理论设计，在经济领域，应当引入更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尽管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私有化)但在很多经济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市场化遭遇到有效的抵制，政府仍然保护过度;同时，社会领域不应当自由化和市场化，政府应当起“更好”的作用(三中全会的提法)，但在社会领域，因为没有任何力量的抵制，导致过度市场化。类似的错误也发生在发展阶段的错位，即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西方的金融经济;经济结构的错位，即中国的制造业和西方的服务业;实体经济和新经济的错位，即实体经济被新经济(互联网等)所制约得不到发展，而新经济占据过多的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的空洞化。

如何来解决经济政策的错位问题?第一是要发展出一种统合的、更趋平衡的经济政策思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如果整合得好，可以促成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既实现效率，也实现公平。第二是要强化政府的规制功能，政府通过规制而非直接的干预来促成平衡的产业政策。第三，鉴于中国是一个类似整个“欧洲”那样的庞大而差异性极大的经济体，可以容许不同省份施行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要和西方竞争，中国必须发展出强大的金融和互联网，但切不能把一个政策“一刀切”地实行于整个国家。差异性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市场经济原则和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过大的波折。(郑永年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原文刊登于2016年10月25日《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