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后重返江村，费孝通担忧的一些问题更严重了

1957年5月，费孝通重访江村，与社会调查组成员在开弦弓合影

1957年，开弦弓村民养二眠蚕

10月底的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秋雨洒在露出蟹笼的池塘，还有鲜红的月季花瓣上。家家户户的小楼门楣前，贴着紫气东来、金玉满堂、富域祥宅等字样，村口是一尊晚年费孝通的铜雕像，他坐在椅子上，露出弥勒佛般的微笑。

可是80年前的那个夏天，当身形消瘦、拄着拐杖的费孝通初来乍到，全然没有那番放松和闲适。前一年底，他和新婚100多天的妻子王同惠到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时误入虎阱，王同惠也在寻找救援的途中意外身亡。青年费孝通身心均遭受巨大创伤。

为了便于疗养，姐姐费达生叫他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小住。她在那里办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是中国第一届乡村股份合作制企业。意外到来的费孝通敏锐地发现，村子正处于农村传统手工业到现代工业过渡的前夜，“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到英国留学时，费孝通写下以开弦弓村从传统农村手工艺向现代工业转变为蓝本的社会学经典著作《江村经济》。

此后60多年，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乃至人生际遇都反复与这个无心闯入，并重新为其命名的小村庄交织。从1936年到2002年，他前后26次到访，1957年重返时提出“农民为何比过去更穷”的疑问后，还被打为著名的大右派，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重新开始社会调查。因为费孝通，江村也成为观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扇窗口。统计显示，1981年到2014年，就有100多批世界各地学者到访研究。

“费先生第一次去江村时和他合影的那个小男孩，今年已经89岁了，他们家有三辆车。”不久前重访江村的费孝通晚年秘书张冠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但是，当年费孝通讨论的部分中国农村问题，80年后不仅存在，甚至更严重了。这些未解之题不仅关乎农民本身，还影响到城乡发展，以及当下整个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建。

或许，这也是“江村调查”80年之际，上百名关注中国社会变化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江村，举行学术纪念会，关注费孝通思想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些农村问题更严重了

1936年，费孝通去英国留学前，奶妈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吴江家乡的一抔泥土。她告诉26岁的费孝通，在国外吃不下饭时拿点泥出来泡水喝，可以缓解水土不服。此后费孝通说，自己一辈子就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农村”，一篇是“民族”。

“费老一生关注中国农村问题，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农村人口也占绝大多数。中国社会要走向小康，不得不正视农村问题。”费孝通学生、中国社科院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李友梅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提出，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是紧缩农民开支，而是应该增加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乡村工业可以有前途。

“但很多人没有完整了解费老提出的乡村工业思考。”李友梅回忆，80年代在苏南地区做调查研究时，费孝通就引导他们注意村子里那些到镇上工厂工作的姑娘。当她们烫了头发、穿着小短裙回到村里时，老人简直不敢看，认为是伤风败俗。费孝通说，这就是工业文化和乡土文化之间的碰撞，一个源远流长的乡土文化要变化，其动力需要来自外部，中国不能封闭，要开放。

但同时，从乡村工业到大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适应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乡土农民实在很艰难。农民要从思想观念上真正从乡土农村到小城市，再到中等城市、大城市，这可能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地转变。“费老说，要为中国农民从传统落后的文化中走出来创造合适的条件，要实实在在帮助农民。不能让农民到城市里不体面地生活。”

学术纪念会现场，北京大学一位学者到当年和费孝通合影的小男孩沈宝发家中访问，老人家经济状况不错。这位学者还感叹，村子里一些新修的楼房，比北京豪华别墅还修得好。固然，当前中国农村，早已不是费孝通写《江村经济》时所言，真正问题是饥饿问题。但在李友梅看来，中国农村问题依然值得重视，费孝通当年对中国农村的一些担忧今天依然没有解决。

刚刚从新疆喀什贫困地区社会调查回来的李友梅说，一定要引导和帮助中国农民找到符合自己加快步子发展的脱贫和致富的渠道，要使中国农民从思想观念的贫困中脱离出来，进入新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秩序，“归根结底是要落到教育上来，生产技能的提高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1957年，开弦弓的老太太用纺车纺丝棉线。这是织绵绸的原料。

1957年的江村

小城镇与大城市病

1981年，摘掉“右派”帽子的费孝通第三次回到江村。与1957年那次重访，农民反映吃不饱饭、没钱念书不同，村子里发生巨大变化。当年因为日本人的入侵而被迫停止的缫丝厂，机器又响起来，还有人开起豆腐坊。费孝通再次捕捉到中国社会的变化，并判断江村的一幕是当时中国农村的趋势。

1983年起，费孝通带着李友梅等学生在江村和长江三角洲区域进行了4年多的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苏南地区的“小城镇大问题”和温州地区的“小商品大市场”等系列文章。张冠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小城镇 大问题》等系列文章影响巨大，受到过胡耀邦，还有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关注，并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的决策。

“他最开始主张发展乡村工业，乡村工业的发展自然会带动小城镇发展。”张冠生说，费孝通把小城镇比作“人口的蓄水池”。认为小城镇发展起来后，与中等城市、大城市一并考虑人口布局问题，就能更清楚地看出小城镇的作用。希望发展小城镇，让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农村凋敝、城市繁华、城乡失调，最后导致“大城市病”的弯路。

张冠生解释，费孝通学的是应用社会学，看到问题后希望在实地调查中找出解决办法。他的一个有名的观点就是，“社会组织十分精巧，经不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在写《乡土重建》时，当时为改造中国社会，有各种主张。有的温和理性，有的激进甚至暴烈。费先生显然属于温和派，保持高度理性，希望减缓社会动荡幅度，减少进步所付代价。”

1990年代中期，中国小城镇建设也得到很大推动，遗憾的是因为GDP政绩观等因素影响，最后发展得并不是费孝通期待的那样。“当年费先生的一些主张，今天看来，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可以讨论、质疑。但他力主摸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城市化道路，提出避免重蹈西方城市化过程所付代价的主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不过，张冠生有点沮丧的是，当年费孝通关于“乡土重建”的讨论既带忧虑也有信心。但最近他见到有学者写文章，题目却变成《乡土还能重建吗?》，“似乎连费先生当年的信心都没有了。”

反映真实问题的调查何在?

像鲁迅一样，费孝通也是弃医从文。1930年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至燕京大学社会学，师从吴文藻、潘光旦。“当时那代‘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社会结构又很独特，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方法来研究分析中国问题肯定不够，要建立理解中国社会的一套学问。”李友梅说，后来吴文藻又把费孝通送到英国伦敦大学读博士。

费孝通

费孝通的三本著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中国绅士》

80岁生日时，费孝通将其一生总结为“志在富民”。他说落到学术研究中，就是从事应用科学。“包括后来费老提出的‘文化自觉’，其实也和‘志在富民’密切联系。”李友梅解释。

“文化自觉”的提法至今出现频率依然很高，是1980年代费孝通在内蒙古、黑龙江进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意识到的问题。当时费孝通看到仅有几千人的鄂伦春族、赫哲族，在原始生活方式与现代化转型中，世代从事的狩猎、养鹿、猎鱼等生活方式很难得以保持。他认为，和关注1930年代开弦弓村变化一样，“文化自觉”不仅是中国未来文化走向与西方文化如何接榫的问题，还直接关乎到中华民族如何“多元一体”共同发展，中国在全球化中如何保持文化特色。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方法。”在“江村调查”的学术会议上做主旨发言时，李友梅说。结束后，这位曾担任过上海大学副校长的学者有些焦虑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当下中国社会学现状是她的一块“心病”。学科评估标准和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无法对中国社会学起到支持和激励作用。

张冠生也抱怨，自从发展“新型城镇化”提出后，他一直就非常关注“新”在哪里。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看到有学者能像费孝通那样去对新型城镇化做深入透彻的研究。

费孝通曾说，社会调查要“从实求知”。可是在李友梅看来，依照现行学科评判标准，中国社会学很难形成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判断力了。如此标准之下，像当年费孝通一样优秀的人才、对国家和社会影响甚大的调查结果自然也很难脱颖而出。1980年代，在费孝通的第二次学术黄金期，踏踏实实跟着他调查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风气也很难再有了。（本文图片大部分由张祖道1957年跟随费孝通到开弦弓村所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