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乱世出豪杰，改革出骗子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月，骗子似乎越来越多了。搭个野班子，刻上几个“筹备中心”的图章，上上下下全国各地能卷走几十万;把头梳得溜光，一副金丝眼镜，一只密码提包，操上几句“广普话”，做港商状，便能弄到上百万的订单货款，然后逃之夭夭。小“托”小骗拖欠赖账之类已多到报刊都不愿再作报道的地步;假冒伪劣之多，以至于要成立“打假办公室”，还要来个“质量万里行”;甚至连政府机构内部都是“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无怪乎那么多人惊呼世风日下，有的甚至责怪搞市场经济搞得人们道德沦丧。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人非圣贤，承认总会有些人要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制度上的漏洞，用各种可能的办法为自己谋取一份利益，就应该承认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骗子”多了一些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常的现象。

如果说“乱世出豪杰”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改革出骗子”。原因并不复杂：改革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旧的一套体制、规章以至于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正在解体、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规范还没有完全形成，还不完善，人们还不知道怎样在新的体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谨防坑蒙拐骗，经济生活当中就难免出现一些“制度真空”，可供“小人”们钻的空子也就会多起来。骗子多了，说明我们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遍地铺开。骗子的个数衡量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信用、信誉、诚实、“保质保量”这些东西，不能仅当做一种“美德”来看，也得当做一种制度的“产品”来看待。经济学可以完全不承认、不依赖什么“为消费者负责”、“为他人着想”的美德，而只承认斤斤计较的利害得失。我们可以不去管古代的诚实与信用是怎么形成的，在现代商品经济中，信用不是因为其美好才被人们信奉，而只是因为它有用、有利，才被人们遵守。

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你想骗我，我也想骗你;你想骗我时我便想方设法防你的骗，我想骗你时便要琢磨着如何让防骗的你防不着我的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骗到最后大家一方面被骗得越来越聪明，另一方面也骗得累了，才发现其实谁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骗而不会骗人;大家费了那么多心思你骗我我骗你还不如谁都不骗更省事、更合算、更经济一些(节省“交易成本”)，于是大家偃旗息鼓，制定下一些共同防骗的规章制度以利于好好合作，人也显得诚实、讲信用、讲道德了起来。

事物发展的这一逻辑，一方面表明在新型的商业道德确立之前，总难免有一个骗子泛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有利于大家诚实合作的制度，往往正是在大家你骗我、我骗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骗人的，就有人要防骗，那防骗的过程，其实正是制度的形成过程。比如“合同”或“契约”就是为了防骗而产生的。最初大家可能都是君子口头协议，后来有人事后不认账，才发现得有“合同”这样一种事前用文字写下的制度。

怎么订合同，也是骗出来的学问，一笔买卖里可供钻的空子会有很多，一开始谁都不可能想得很全面，受了骗，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再订合同就会完善一些，于是乎合同的文本也就越来越长，条款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光有合同还不行，还得保证执行，不执行合同的人要是不受惩罚，合同不过是一纸空文，于是先是有了私人间的“械斗”或“私设公堂”，然后有了“要债公司”(黑帮团伙有时也起这种作用)，后来发现还是大家交点税，搞些社会的、公共的机构比较便宜，也容易较为公正，于是“攒”出了政府、法庭、警察之类的玩意儿，私人合同中的一些条款，也变成了大家共有的法律中的一些内容，免得每次都要重写一遍。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大大小小的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防骗而建立的。

我们的传统体制，是靠垂直的管理与监督来维持的，与之相适应的，大家都形成了对上负责、对上级诚实就是对人民诚实的道德准则。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后，经济主体多了，横向的经济往来多了，怎么向“别人”诚实的问题便突出了起来。旧的规则和旧的道德已不再适用，新的还有待建立，于是出现了骗子增多、“三角债”难清，“欠账的是爷爷，要账的是孙子”之类的事情。

所以问题不在于“道德沦丧”，而在于如何在新条件下重建“防骗体系”。在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其首要职能要由原来的“发号施令”，转变为“保护产权”，法律的设置和执法机构的加强，也要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搞起来了，政府的职能与之不相适应，出现“政府缺位”，其他一些东西就会来“补位”，像“要债公司”、“家族势力”、“黑帮团伙”之类也会趁火打劫。

“保护产权”一事不由政府当做“公共物品”来加以提供，就会有人来当做“私人物品”来加以提供，同时就难免产生出许多副产品。我们已经有了政府机器，最好还是靠转变职能过渡到新体制，而不要再走一个漫长的重组过程。与此同时，各种民间的“防骗工事”，也需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像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所、商业合同、“消费者协会”之类的机制，也起着防骗的重要作用。

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随着骗子的增多，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间机构的建设也在进行。我之所以对骗子增多这件事持乐观态度，根本上还是因为相信防骗的新规则、新体制以及新型的商业道德，必将在大小骗局之中诞生。虽然有国外一些现成的规则可供参考借鉴，但有中国特色的骗子总得我们自己对付，所以新体制有赖于我们自己在与各色骗子的周旋中逐步形成、掌握和应用。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不受骗还不知防骗之重要，不受骗也就难以学会防骗，所以在一开始不可能把规则都搞得很完善、很精细，总要有一个过程。骗子一多，大家都引起重视，新规则才能普遍地形成;骗术越高明，规则才会定得越严密。你仔细观察一下，现在的骗子们其实骗术还很简单、原始，得手还太容易(体制的漏洞还太大、人们还太“傻”)，所以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来说，我们还和骗子们一样，都只是处在“初级阶段”。

拓展阅读

《樊纲：究竟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说了多年的经济调整，需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近期“供给侧改革”成为新闻中的高频词。何为“供给侧改革”?简单来说，“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资本、技术与制度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的改进本质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决定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侧改革”是长期问题，需要做深层次的制度规划和长期调整的准备，经济好的时候要做，经济不好的时候也要做。不过，供给侧也有“短期问题”，比如消灭过剩的供给能力。建一个工厂至少需要三年，属于长期问题，但是关掉一个工厂立刻就能实现，可以通过短期政策实现。一个孩子长成大人，是个二十年的长期问题，但是把人身上的一个瘤子切除掉，可以是一个上午完成的“短期”的事，而切掉这个瘤子对人以后的正常生长至关重要。把过剩的部分尽快的消灭掉，重组掉，不使更多资源再陷到里面去，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提高增长的质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涵义。过剩企业资源占用过多，好的企业成本就会提高。例如，一些地方的僵尸企业，靠地方政府的补贴，继续吸血，继续浪费资源，牵连了整个行业供给能力衰落。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前、在短期内的现实意义。

也正因如此，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去产能。去产能扩展开去，就包括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在上一轮即90年代中后期调整的时候我们砸过纱锭，炸过烂尾楼，物理上消灭了产能，这一次调整也同样要有代价，不调整就没有办法释放产能，就不会有下一轮的增长。现在解决过去的问题，是为下一轮的产业发展打好基础，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做好准备。也有人质疑，还会有下一轮增长吗?我认为一定会有。经济早晚会摆脱现在低迷的、不正常的、通货紧缩的现状，调整之后的效果最终会能看到，接受市场机制就要接受经济周期调整的全过程。但我希望下一轮的经济不要再过热，保持正常发展，不要再出现14%的增长，7%左右的正常增长就很好，也是高增长。

我们不能把当年10%以上的过热增长当成那时的正常状态，也不能认为现在低迷时期，通货紧缩的现象，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的状态。我认为，2016年的中国经济也许会更低一点，但调整会继续进行，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保持6.5%~7.5%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细化到企业来说，优胜劣汰正在发生。经济过热的时候很少有优胜劣汰，因为谁都可以有碗饭吃，而经济一不景气，有人活不下去了，产业重组就终于可以发生了。过去这些年专注搞好产品创新，技术提升的企业，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却愈发显现出优势，而那些没有技术特长，前几年又不够专业、东张西望一天到晚想着投机、想着转产的企业，现在一定处在被淘汰、被兼并重组的地位。旧账还不起，银行也不会借钱给你，有人借给你成本一定也很高，想要生存可能就需要用股权换资金。比如通过PE融资。现在国内的PE大部分是投资新企业，但国外很大一部分PE专门做资源配置重组。当好的资源向好的企业集中，也就会创造出更好的效益，直接融资的形式也会发挥最大的作用。

同时，对企业来说，调整也有积极的一面。以前总强调企业要创新，但经济过热的时候，大家只是有想法，没有行动，因为不用创新挣的钱也不少。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首先要想怎么降低成本，然后就要想怎么创新，怎么提高效率。这也逼着企业必须创新。

现在要警惕供给侧改革可能产生的误区，被一些人误认为又要“追加”新产业、增加新供给，这可能导致老的产能过剩没被清理，新的东西又过剩。

至于在去产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社会问题，属于正常现象，不可能只有结果，没有过程。这就需要“社会保障托底”，在调整过程中，政府要根据情况制定相关的政策，保障社会稳定。而不是用新的供给增长掩盖过去的问题。(樊纲系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文摘自樊纲著作《经济人生》，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经济学家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