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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综合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行不通——与何祚庥教授商榷

第一财经APP 2017-07-12 20:50:00

作者:晏智杰    责编:黄宾

出路在于以实践为准绳,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为依归,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是其劳动价值论,同时借鉴和吸收已经存在和发展多年的效用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科学成分,重建中国经济学价值论。

重建经济学价值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现代经济学包括劳动但不限于劳动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并据此构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不是一个新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财富和价值的多种源泉不断涌出,经过长期理论探讨和激烈争论,我国经济学界终于在世纪之交就“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取得共识。人们看到,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论,为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然而,许多有识之士对经济理论的这一演进可能不甚了然,他们出于推进改革开放的初衷,基于对客观事实的直觉,禁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财富和价值的源泉不限于劳动,为什么不可以将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合成一体,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何祚庥院士近日提出的倡议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争论已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至今难见统一;他提出鉴于物理学关于光的本质的旷日持久争论最终走向了统一的史实,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包括“知识或科技进步和市场进步”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四要素’的‘新’政治经济学”,这种“新”政治经济学应当建立在一个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新劳动价值论框架之下,以解决经济学已持续150年之久的争论。

有违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初衷

何教授指出,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包含知识或科技进步和市场进步等要素,我以为他说得对;然而,对他主张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四要素’价值论”,我则深表怀疑。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论及价值源泉时,从来不会将目光转向劳动以外的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出于哲学、历史、逻辑及现实的多种缘由,商品价值的源泉只有劳动,而且是与具体劳动相对应的所谓抽象劳动;至于土地和资本等其他要素,则被他只看作劳动创造价值的工具或对象,而绝非商品价值的源泉,甚至这些要素本身的价值还须通过(具体)劳动才能得以保持并被转移到新产品之中。

当然,就商品体或其使用价值创造来说,马克思承认,除了劳动,还有(而且必须有)土地和资本;人们也许会就此推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循着这个思路,把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也从劳动扩展到土地和资本甚至科学技术呢?何况现实生活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可是,依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路,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走到这一步。在马克思看来,简单商品生产的本质是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商品生产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其本质则是价值增值即剩余价值生产和再生产,而效用论和要素论被认为只能说明商品体即使用价值的创造,因此它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来就是在批判其他各种非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早先出现的要素论、供求论、成本论等,统统被他斥之为庸俗理论而加以批判。马克思身后的劳动价值论者,一直遵循着这个思想路线,在论及商品价值源泉时,也是只关注劳动这“一个”要素,拒绝任何其他要素充当价值源泉角色。对于马克思身后出现的各种非劳动的价值论,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马歇尔经济学的供求均衡价值论等,则被划入“晚期庸俗经济学”的范畴,以区别于马克思批判的所谓“早期庸俗经济学”;前苏联经济学界更断定1929~1933年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已陷入不可挽回的“总危机”阶段,更遑论对其价值论做肯定评价了。

这就说明,试图把科学技术等要素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搞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四要素论’”,有违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初衷。

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价值论是什么

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价值论的主轴,从当初的土地和劳动“两要素论”,中间经过增加了资本的“三要素论”,增加了经营管理的“四要素论”,发展至今已前进到接纳“知识、科学技术和市场进步”在内的“五要素论”了。可以预期,这肯定不是尽头。这种理论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或不同经济理论家手中,形式多有变动,内容也不尽一致,但其坚持价值源泉多元化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

实践证明,与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的要素价值论,符合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引领社会生产力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与时俱进的价值论总是把各时代最新的或最先进的生产力动因提到价值源泉之首,最初是土地和劳动,然后是资本,再后是经营管理,现今则是科学技术。该理论认同在价值创造中总是有最先进的某种要素在起引领作用,但这个最先进的要素是什么,该理论确认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而变化。还有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效用论和要素论认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之一,但否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它同劳动价值论真正区别之所在。

既然认同劳动的创造价值作用,为什么又不能推进到认同劳动价值论呢?何况劳动价值论最初还是出自古典经济学家之手(威廉·配第:《赋税论》,1662年);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经济学说中得到长足发展和具体运用,成为其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国富论》,1776年);最重要的是,在19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大代表者李嘉图手中,其劳动价值论发展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有力武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这是古典派劳动价值论最辉煌的时期。然而,这种价值论登峰造极之时,恰是它走向衰败之日。在反封建斗争中曾大显身手的劳动价值论,却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转折点出现在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大辩论。

劳动价值论只认同劳动的创造价值作用,但经济生活的现实却一再显示资本在价值决定和商品交换中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例如,资本与劳动交换的结果会带来利润,似乎就同劳动决定的等价交换原则相违背;又如,等量资本总会趋向于获得等量利润,而不管该资本所使用的劳动是多还是少,这岂不是劳动价值论失效的又一证据?

面对反对论者的诘难,李嘉图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以硬性宣布不以劳动进行交换是一种例外情况为满足,但立即遭到反对论者的反驳,指出依照劳动进行交换才是例外。直到抱憾离世,李嘉图也未能解开这个价值决定之谜。他未料到,在他身后,他的追随者出于捍卫劳动价值论的初衷,居然提出以扩大劳动概念内涵的办法以应挑战,即把能够引起合乎人们愿望的结果的任何操作均称为劳动,而不管这些操作是由人进行的,还是由牲畜进行的,或者是由大自然进行的(例如,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他以为这是冰释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生活矛盾的最佳途径,结果反而证明了非劳动价值论的正当性。如将资本和土地的“操作”也叫作劳动,这样的劳动价值论同要素论还能有何区别?与其说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捍卫和发展,不如说是对它的毁灭。

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和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西方经济学价值论发展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价值论,便永远告别了古典经济学所创立并坚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劳动价值论,走上了一条与之对立的效用论和要素价值论之路。两百多年过去了,这一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怎么可以设想,秉持这种价值论的现代经济学能回过头去再接纳当初摈弃的劳动价值论呢?

试图将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综合起来行不通

我以为,出路在于以实践为准绳,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为依归,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是其劳动价值论,同时借鉴和吸收已经存在和发展多年的效用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科学成分,重建中国经济学价值论。

循此思路,经过长期研究,我在《古典经济学》(1998年)和《劳动价值学说新探》(2001年)等论著中,重新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提出了超越劳动价值论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该价值论主要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认为商品价值(价格)决定于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均衡。这种均衡有各种情形,其形成机制和作用各不相同。第二个层次,认为商品的供给价值(或价格)和需求价值(价格)分别决定于多种要素。商品的需求价值取决于影响社会消费需求的各个因素,诸如阶级和阶层结构、收入水平、消费倾向等。商品的供给价值则决定于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等。其中科学技术是当今世界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决定价值的第一要素;应当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在商品价值论从“二要素论”到“四要素论”的发展中,几乎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当今世界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堪称中国人对“五要素论”做出的重大贡献,填补了一项历史性的空白,其意义和作用不可低估。至于劳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它最初与土地相并列,被承认为财富和价值的源泉之一;后来则与资本、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继续起着价值源泉之一的作用;它从来不可或缺,甚至极为重要,但从来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总之,试图将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综合起来是行不通的;抛开这一点不谈,我认为何祚庥院士强调知识、科技进步和市场进步等要素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无论如何都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他提醒人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时,注意借鉴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包括利用其相关观念和分析工具,也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牛顿经典力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借鉴的主要对象,当代中国经济学则理应从上世纪自然科学两大重要成果(相对论和量子论)中汲取营养。循着何祚庥院士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中国经济学(首先是其价值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定会取得与当代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相媲美的丰硕成果,并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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