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幼教商业版图全解码：办好幼儿园要有教师和投入

在众多幼童家长们往往会以“入园难、入园贵”开始他们的幼教讨论时，将目光转移至规模已近2000亿元的整个幼教市场，家长们的抱怨，也仅仅是这个市场的冰山一角。

第一财经1℃记者持续数十天的调查显示，冰山之下，从商业版图考量，幼教市场有着更为复杂的多面性。

这种多面性，不仅体现在供给和需求两端暴露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从市场发展成熟度来看，它仍还是一个发育并不完全的市场;尽管时下它已上千亿的市场规模并不算小，但仍然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从幼教市场整个商业版图待补短板洞窥，更不难发现让高瓴资本——这种曾成功投资腾讯的成熟国际投资基金青睐它的理由。

再论及补短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起草专家之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接受1℃记者采访时说，要办好的幼儿园，必须要有教师和投入。

从福利到市场：认识幼教市场的密码

相比于目前外界各方审视幼教市场场域，多局限于市场化后的周期，1℃记者多日来的调查显示，如果想要对幼教市场发展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应将眼光放至更长远的历史考察范围中。

进一步说，与海外发达国家幼教产业多为市场化“单线程”演进路径不同，中国幼教市场的脉络，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性幼儿园”，它具有计划和市场双重轨迹。

最近三十多年来，幼教市场在市场化道路上的步调，便是一个去“计划”，经办幼儿园主体，由公立机构逐步扩大至私人、民间资本等多元群体的过程。

“过去的学前教育是福利性，现在是幼儿教育机构的市场化。”2017年11月27日，北师大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劳凯声对1℃记者说。劳凯声曾是《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起草小组成员。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机构，都属于福利性事业，由各企事业单位举办，经费由单位来出，政府只举办有限的示范性幼儿园进行指导。“之后开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各企事业单位将学前教育机构逐步剥离出来，小学、中学、大学，由政府教育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学前教育被推给了市场。”劳凯声说。

第一财经1℃记者检索法律文件发现，在1952年颁发的第一份有关学前教育的文件《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中，即明确规定，幼儿园的任务之一，是“减轻母亲对幼儿的负担，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

但这种“公益性”和“福利性”，并未随市场化改革而同步。2012年，国内幼儿教育专家、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中国委员会秘书长刘占兰注意到这一迹象，并发文梳理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历程，明确指出，学前教育必须保持教育性和公益性。

在刘占兰授权1℃记者引用的那篇文章中，她写道，中国学前教育的福利性和公益性正在消失或基本消失。

刘占兰梳理了1978年以来，国家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所历经的三个阶段，发现在最初阶段(1979年—1988年)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为主，到第二阶段(1989年—2002年)，随企事业单位改革，幼儿园纷纷撤销和改制，民办幼儿园不断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向公办幼儿园，主要是教育部门办园倾斜。及至2003年以后第三阶段，已过渡至“民办幼儿园迅速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所覆盖幼儿园继续减少”的局面。

“占幼儿园总数70%以上的非公办幼儿园，基本上得不到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根据非公办幼儿园在园人数，至少有将近40%的幼儿享受不到国家的这种社会福利。”刘占兰在文中说。

刘占兰更提到，造成中国学前教育的福利性和公益性正在消失或基本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学前教育的公益性认识不足。

刘占兰引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持的一项课题调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群体样本中，只有约15%的样本提到了学前教育是福利性和公益性事业。“对学前教育的公益性认识不清或不承认，是导致目前许多问题尖锐的重要原因。”

民资扩张：市场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时，民办幼儿园即已进入发展上升期。曾是下岗职工，又要独自带孩子的王琳，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陕西就开办了一家亲子园。

“利润的确不错。”王琳对1℃记者说，在她的印象里，投资幼儿园“在当时应该是一种风潮。”

政策上，从公办幼儿园向民办幼儿园的转变，也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段时期。

1995年，财政部、卫生部等五部委引发《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1997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再至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职能或移交给政府，或交给市场。

《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颁布，国务院明确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合法性，王琳的亲子园应运而生。

“当时物资匮乏，幼儿园的硬件上有几个玩玩乐就很吸引小朋友。”王琳说。

“从1997年到2007年，应该是中国幼教行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十年’。”一名教育投资基金合伙人对1℃记者说。

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数据，截止2007年底，全国共有注册幼儿园12.9万所，其中民办幼儿园7.76万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0.12%，如果再加上未被统计的黑户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公办幼儿园。

另据1℃记者统计，目前排名前二十的早教中心企业中，有五分之一品牌是“黄金十年”期间成立，比如东方爱婴，即在1998年成立。

“2003年，有个关键的文件助推了民办幼教市场的发展。”上述基金合伙人说，这便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

上述指导意见指出：“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为主体”，这意味着，既对我国现阶段各级各类幼儿园发展方向作出了明确的规划，也对非公办幼儿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2003年创办幼儿园，(从投资额度上来看)投资者的风险还是很大，不错的亲子园投入资金在50万元到80万元，好的幼儿园投入则要500万元左右，小一点的幼儿园也得百万元。不过，利润率也是非常高的，毛利率在20%到40%之间。”王琳说。

这一时期，因资金有限与SARS问题，王琳的幼儿园扩张之梦并没有进行下去，但幼教市场吸引民资的力量仍在进一步上升。因为这一市场的规模实在不小。

据2001年公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的婴幼儿达到1.4亿人，其中城镇0—6岁婴儿为5200万人左右。“若按照当时城镇家庭每月为6岁以下的孩子教育投资50元的保守估计，0-6岁的儿童市场消费为312亿元。”上述投资基金合伙人表示。

资本疯狂：你还有好项目吗?

“你还有好项目吗?”近日接受1℃记者采访的一名教育投资人开口就问。

2003年之后，随着各路资金的涌入，连锁开园逐步走向前台。这时候，幼教市场的舞台，机构投资者开始崭露头角。时至今日，资本对幼教市场的追逐，仍不减风头。

以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教育加盟品牌“大地幼教”为例，从2005 年100 家左右的规模发展到2009 年，即已翻倍达到了200 家，如今仍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北京红缨幼教连锁自2007 年以来，更以平均每个月15 家加盟幼教的速度发展，截至2011 年，已在全国发展连锁幼教500 家。

真正让民办幼教产业风起云涌的，是2010年之后，城镇化提速带来的对幼儿教育社会需求的剧增。

据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到2020 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力争到2020 年毛入园率达到95%，这无疑为幼教投资再次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上述基金合伙人表示，幼教市场投资发生质的变化，是在2015年到2016年，它涉及两部法规，即《教育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先后修订。

“今年国家发布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基本从法律层面上承认民办教育的合法性和营利性，同时也表明监管层对教育资产证券化持支持态度，民办幼儿园经营自主权扩大，学校类资产挂牌上市将变得便捷和畅通。”上述基金合伙人说。

对应的幼教市场，据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数据，2016年，国内幼儿教育的市场规模达1950亿元。预计2017年将突破2000亿元，未来五年平均增速约为20%。此外，仅2017年上半年，早幼教行业一级市场即发生投融资事件58起。

王琳有一名在二线城市做社区幼儿园的朋友，“去年一年找他收购、并购的、新三板的人多达5次，单是尽职调查就两回。”王琳说。

此时，幼教市场的投资者，不仅有上市公司成立产业基金布局的身影，也有非上市公司产业基金收购幼儿园的大量行为，此外，有资金实力的幼教机构也在谋求扩张，甚至于海外上市。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有11家上市公司涉足幼教领域产业基金，规模均超亿元。以规模最大，威创股份(002308.SZ)的嘉兴君重威创幼教产业投资基金为例，它规模50亿元，首期10亿元;在没有首期之分的基金里，又以阳光城(000671.SZ)的新阳光教育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最大，达30亿元。

即便如此，这并不足以说明幼教市场已充分发展，相反，它仍然暴露出发展不足、行业散乱的特点，这从幼教机构本身收购就可窥见一斑。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业内规模最大的红缨集团(加盟模式)旗下，也只有4000多家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和民营幼儿园比重分别不过1.79%和2.73%;排名前六的幼教集团，占全国幼儿园和民营幼儿园的比重分别仅为2.91%和4.44%。

复杂局面：不平衡不充分与补短板

1℃记者梳理发现，固然目前已有大量资金进入幼教市场，但从市场需求到供给端的师资力量、公私幼儿园的比例、城乡资源分布等方面通盘考虑，幼教市场呈现的特点依然是“不平衡、不充分”。

在需求端，早在201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当年城市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费用已达8754.4元，占家庭经济总支出的35.1%，教育支出在中国已经超过其他生活费用，成为仅次于食物的第二大日常支出。

但与需求不对等的是，当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导致幼儿园供给较少、家长普遍面临“入园难”同时，在不少人口流出的小城市，一些幼儿园又面临招不满，甚至改做养老院的窘境。在此背后，又是幼教市场师资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

据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以来，幼儿园数量、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数量均一直在持续增长，但到2016年，以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万人对应的幼儿园园长和教师249.88万人来算，平均1个园长或教师就要面对18个孩子。

而按照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全日制幼儿园的教职工与幼儿比例需达到1：5至1：7。以此为标，结合2016年在园儿童与幼师实际数量，1℃记者计算发现，即便是2016年，幼师需求缺口就超过了当年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数量，高达632.89万人—380.67万人。

“尽管这些年来师范类院校基本上都已经开了幼师专业，但是学员远远跟不上市场现实需求，幼儿园的扩长速度非常快，有的幼儿园只能招聘一些大专甚至职教中心毕业的老师，质量一般。”一名幼教业内人士说。

1℃记者获得的一份基于6000份样本统计而来的数据显示，2013年—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研究生，选择幼师的只有23%的比例，另有67%的比例，选择留在了高校(40%)和机关事业单位(27%)。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起草专家之一的储朝晖11月27日接受1℃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办好的幼儿园，必须要有教师，必须要有投入。

“从2010年到现在，每年幼儿教师增加的数量，在20万人左右。但这些增加的人中，初中毕业的占5%，职高毕业的占20%，其他还有大专和高职毕业的，这些人中，没有专业职务的人占70%以上。”储朝晖透露说，据他估算，每年需要20万名专业教师进入幼教岗位，才能满足学前教育需求。

相比于亚洲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学前教育投入至少应该达到整个教育经费投入的9%，但我国长期以来只有1.3%，能拿到国家财政补贴的只有公立幼儿园，而私立(民办)幼儿园大部分从财政上是没有补贴通道的。”储朝晖说。

那截至2016年，国内民办幼儿园有多少?

2017年年初，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谢焕忠透露说，2016年全国民办幼儿园数量已达15.42万所，占据全国学前教育比例为53%—54%。

值得注意的是，比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2007年的统计数据(7.76万所民办幼儿园、占比60.12%)，近十年，民办幼儿园固然在数量上翻了一倍，但它占幼儿园总数的比例却在下降，在巨大的学前教育需求面前，民办幼儿园往往有着更艰难的处境。

江苏一名民办幼儿园园长对1℃记者表示，她对比了镇上10所幼儿园(2家公办、8家民办)发现，因为有政府投资，公办的硬件条件的确要比民办的好，此外，公办幼儿园还有来自政府的补助。

“像贫困生补助600元/年，所有的补助都给了公办园。”上述江苏幼儿园园长说，“我们付出更多，但是得到更少。”

在工资上，上述江苏幼儿园园长透露说，目前镇上公办、民办幼儿园的师资都是从社会招聘而来，工资水平也差不多，“但公办幼儿园在编老师工资收入就高得多，一般招聘老师1500元/月，在编老师每月能有三四千元。”

从竞争角度来说，民办幼儿园有着更强烈的改进教课质量动力，“因为只有做得更好，才可以吸引学生选择我们。”上述江苏幼儿园园长说。民办幼儿园的劣势也在于竞争，没有补贴，也意味着它必须从市场中逐利才能持续生存。

容易被忽视的，还有大面数据之下，农村与城市幼教资源的巨大差距。

据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报告，2010年，全国平均师幼比为1：26，继续细分到农村和城市，农村的师幼比低至1：44，城市则达到了1：12。“如按照每班配置1名教师的底线要求，以2010年农村幼儿班数41.98万个计算，需要补充14.4万名教师，数量缺口比例高达34.3%。”

在中西部幼教资源分布上，上述中投报告披露，仅是2010年，贵州省的幼师比就达到了1:169，即便是中部省份安徽，幼师比也低至1：49。

对于上述短板，储朝晖建议说，学前教育亟需通过立法、建立公平的机制等方式消除歧视、遏制乱象、实现公平。在公共财政不足以完全承担学前教育责任的情况下，关键是要扩大受益面，让所有的幼儿园、所有的孩子平等地享受政府公共财政的补贴。

“在公办园不够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向认可的民办幼儿机构购买服务;补贴非营利性民办园，降低其成本和收费;减免企业的税费，鼓励提供或支持幼教服务的企业，让公共财政通过多种途径平等地惠及所有入园幼儿。”储朝晖说。

1℃记者梳理资料发现，类似于储朝晖所说，支持民间力量兴办幼儿园，同时政府给予财政资助及监督，在日本早已有经验可循，并且效果明显。

据上述中投报告，早在1964年，日本政府即通过奖励，补助等一系列财政手段干预幼儿教育发展，到1991年，日本已有超过70%的私立幼儿教育机构接受政府财政干预和制约，成为“半官半民”机构，并助推日本幼儿入园率在1981年即达到100%。

在幼儿园教师的培养和提高上，依据日本1949年颁布的《教育职员许可法及其实行法》，它有一整套严苛的幼师录用资格办法。在1977年，日本持临时证书上岗的幼师仅有3.5%，截至2011年，日本已有300所大学和短期大学设有学前教育专业。

在工资上，日本幼师工资比一般国家的公务员高出20%左右，如此说来，日本报考幼教专业的人很多也就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