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的一战角色：打造燃油舰队，确保英国制海权

战争爆发前的1914年6月底，英国海军访问德国基尔港。

时任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回忆说：“几年来英国与德国海军最精良的军舰第一次在基尔并排停泊……双方举行了各种比赛、各种盛宴、各种演说……军官和士兵亲如兄弟，在水上和在岸上相互款待。”然而，6月28日传来了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的消息。

接到这个消息时，德皇威廉二世正随军舰在海上。“人们看得出他情绪激动地上岸，当晚取消其他安排离开基尔。”

丘吉尔说：“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常常试图回想起当年7月那些日子里的印象。处于灾难边缘的世界显得五彩缤纷。由王公贵族统治的国家和帝国巍然挺立在各方，长期的和平为这些国家累积了巨量财富。这一切全固定在看来很安全的一支巨大的悬臂梁上。”

当然，大战爆发前英德双方海军的这种友好，即便不是假象，也属于面和心不和。

海军大臣战前的战略眼光

谈一战，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一部绕不过去的著作。诚然，丘吉尔的海军大臣任期，到1915年5月就因加里波利战事不利而结束了，他在一战中的分量，比起同样写了回忆录的兴登堡、鲁登道夫、霞飞、爱德华·格雷、劳合·乔治等人要轻很多，但丘吉尔在写这部原名为《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的回忆录时，大量引用英国海军部和国家的档案，使得此书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回忆录常有的记忆偏差和主观色彩。

再者，丘吉尔的写作水平在英语世界有口皆碑：文字含蓄严谨，思想深邃，目光前瞻。此书第一版出版于上世纪20年代。从书中丘吉尔对战争、战役、战略的洞察来看，他在十多年后成为英国首相和二战“三巨头”之一，不是没有缘由的。不过，此书的中译本质量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买的是2000年南方出版社的初版，几个译者你译我校、我译你校，最后呈现出来的文本仍然谬误百出，错别字、不通顺之处比比皆是。这明显是他们面对丘吉尔这样善于驾驭长句的英文大家时能力不足的表现。十多年过去了，坊间流传的仍多是这一译本，不知几次再版时是否有所改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南方出版社2002年7月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译林出版社2013年9月版

硬着头皮看这个译本，还是有所收获。丘吉尔1911年由内政大臣转任海军大臣，正值老牌强国英法在欧洲和全球殖民体系中面临新兴强国德国的不断挑战、双方展开军备竞赛之时。此前在1890年，德皇威廉二世即位，强令首相俾斯麦辞职，积极对外扩张。1900年，德国出台《舰队法》已经宣称：“为了在现有条件下保持德国的贸易与商业，只要办成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德国必须拥有这样力量的一支战斗舰队——甚至对于最强大的海上对手来说，与德国这样的舰队作战，该大国将冒丧失自身最高地位的风险。”丘吉尔由此断言：“欧洲大陆最强陆军大国要同时成为至少是第二海军大国的决心，是世界事务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丘吉尔还说，在1910年前，英国政界军界就已意识到，如果德国的舰队扩张计划继续下去，到1920年，舰队实力将远超英国。“我方建设舰只的态度优柔寡断，在德国人看来是缺乏民族精神的表现。”在当时最强大的无畏级战舰方面，1905年，英国建造4艘，德国2艘；1906年，英国削减计划，建造3艘，德国增加计划，建造3艘；1907年，英国进一步削减计划，建造2艘，德国进一步增加计划，建造4艘。

当时，站队日益分化的列强之间大小争端不断。1908年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引发的俄国对奥仇恨、1911年德法在摩洛哥阿加迪尔港归属上的摩擦，似乎都能点燃以法俄为一方、德奥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间的大战。而一贯在欧洲事务上信奉“光荣孤立”的英国，面对德国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站队到法俄一方。1911年7月，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在对银行家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维持和平的代价是要英国放弃几世纪英勇奋斗所赢得的伟大和有利地位，要英国在她利益攸关的地方任人摆布，似乎英国在国际会议上无足轻重，如果强加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局势，那么我要明确地说，以这样的代价换来和平，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

处在海军大臣的位子上，丘吉尔在战前最具战略眼光的例子，是下令从1912年起新造军舰全部使用石油燃料，放弃燃煤锅炉。无论是建造成本还是储油费用，这一转变都将造成巨大的开支。但燃油战舰的速度快，加装燃料也比装煤省时省力，因此丘吉尔执意推进这一转型。为了低成本获得石油，海军部主动到英国的半殖民地波斯进行石油勘探，并推动英国与波斯合资成立了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这样，海军获得了大部分石油供应。战前，英国所获的石油收益达到数千万英镑，除了用于建造舰队外还有盈余。丘吉尔自豪地说，1912~1914年下水的英国舰只“是同时期任何强国曾经建造过的最强大的舰队”，所造的5艘战列舰全都用燃油驱动，最少能达到25节的速度，装备了8座当时最大口径的15英寸大炮，有13英寸装甲保护，后来在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了1914年，英国海军总吨位达到271.4万吨。

德国的造舰计划同时也在日夜兼程。1880年，德国海军总吨位还只有8.8万吨，到了1914年已暴增至130.5万吨，跃居世界第二大海军。同一年，美国海军总吨位为98.5万吨，日本也有70万吨。正如马汉在《海权论》中所言，随着国际贸易日趋重要，海军舰队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渴望富强的国家必备的要件，“海军是为了保护贸易而存在的，他们在战争中势必以摧毁敌人的贸易为目的”。

英德：重要贸易伙伴的囚徒困境

然而，在1913年初，英国媒体却尖刻讽刺丘吉尔极力扩大舰队之举，说“世界的现状与前景从来没有像目前这么和平”。

的确，尽管欧洲列强在战前的十多年里摩擦不断，但双方民众并不觉得有爆发大战的可能。例如，尽管英国与法国结盟，但“法国收复（普法战争中）失地的努力引不起英国公众或任何政党的兴趣。要英国军队在欧洲与强大的大陆国家（德国）作战的想法被所有人斥责为绝对荒谬”。

在另一阵营的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即便是费迪南大公遇刺后那几天，人们的生活似乎也不受干扰。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回忆：“第二天，各家报纸都登出了详尽的讣告，并对刺杀事件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愤慨。但是完全没有暗示要利用这一事件对塞尔维亚采取政治行动。”事态发展几天后，也不过是：“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正在准备某项国际法律行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战争。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都依然如故。这种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而且，战前的欧美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紧密依存的区域。德国在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投资分别占了其对外投资总额的46%、32%。1913年，德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是英国、俄国和美国——都是它之后的敌人，在商业上远比盟友奥匈帝国重要。对英国来说，德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丘吉尔也说：“尽管英德在贸易中有对抗，但英德之间远为重要的商业联系在不断增长。在欧洲，他们也是彼此最好的客户。”

经济史作者詹姆斯·麦克唐纳在《全球化失败时》一书中说，在竞争激烈的多极化世界里，各国都面临究竟该合作还是竞争的“囚徒困境”。一战之前，小国也许可以依靠英国海军保护它的国际贸易，但对于德国那种足以对英国构成经济和地缘政治威胁的大国来说，去抢夺殖民地以及打造海军舰队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但是一国努力追求安全时，可能威胁到其他国家，反而促成了预言的自我应验。

而在英国这一端，其数百年来的欧洲外交政策则是避免单一主导力量崛起，以免危及英国的安全。而且在1914年，这一政策比以往更加重要，因为英国日益依赖海上贸易——以粮食为例，英国国民消费的大部分小麦当时都靠进口。所以，即便德国参战后如何宣称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但德国控制比利时港口、威胁英国对英吉利海峡控制权是可想而知的事情。故而，英国最终仍以“保证比利时中立”为由参战。

趋势比阶段战役重要得多

在飞机还只是起到侦查作用的那个年代，海军在战争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己方的兵员运送、物资保障和贸易，对敌的封锁和攻打重要港口，都有赖海军。丘吉尔说：“海军部的传统作战政策是在长期与法国的战争和对抗中发展起来的。它包括战争爆发时立刻严密封锁敌人的海港和海军基地，使用强有力的小舰艇组成的小舰队进行封锁，用巡洋舰加以支持，以优势的战列舰队作为后备。200年的经验使得所有海军战略家都同意这个基本原则：‘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敌人的海港。’”

丘吉尔回忆说，当英国在战略上的潜在敌人由法国变为德国后，这一作战政策并未改变，只不过战略前线从南海岸转移到东海岸，从英吉利海峡转移到了北海。而封锁也变成一旦战争爆发，就对德国黑尔戈兰湾进行远距离封锁，以阻断德国从北海进入大西洋的出口，割断德国与世界的商业联系。1912年制定新的海军部作战命令时，丘吉尔说：“我们预期由这样的封锁产生的经济与财政压力将致命地伤害德国进行战争的力量。”

海军战略上的前瞻在开战后很快收到效果。从1914年8月英国参战起，英国海军就掌握了制海权，不受挑战地统治着整个世界的海洋，把德国与其贸易对象隔绝开来，“所有在外国海面的德国巡洋舰已消失在浩瀚大海中；所有德国商船从英国显然要参战的最早一刹那起已逃往中立国的港口……”

到了1914年底，英国已基本肃清游弋在德国本土港口以外、原先以海外殖民地为据点的德国军舰。德国已无力破坏英国的全球贸易，英国的粮食得到保证，甚至连海运的保险费率也从6%下降了一个百分点。1915年1月24日的多格滩海战中，英国重创德国公海舰队，使它躲在港口18个月不敢出来。

如果说一战期间德国对英国的制海权构成过一点威胁的话，除了1916年那场并未在战略上挫败英国海军优势的日德兰海战外，就只有从1915年开始上演的潜艇战了。但当时，丘吉尔手下的第一海军大臣费希尔已经算计到，德国针对中立国船只的潜艇战将为自己树敌：“以这种方式违反法理的国家是无法区别帝国（英国）商船和中立国商船的。犯下这样的错误，不仅会引起道德上的愤怒，而且会迫使强大的中立国（美国）向一个海盗国家宣战。”

而德国1915年2月关于潜艇战的声明也把美国一步步推向协约国阵营：“特此宣布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全部水域，包括整个英吉利海峡均为战争区域。从2月18日起凡在此战争区域内发现任何敌人商船，将一概予以摧毁，不再因船员与乘客的缘故使之有可能逃避危险。”

丘吉尔说：“我们很快就感到如释重负。”2月底，从美国启程为荷兰运输石油的一艘挪威商船被德国鱼雷击中，5月，“卢西塔尼亚”号邮轮在驶近不列颠群岛时被德国潜艇击沉，1195名乘客遇难，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丘吉尔说，得知这一悲剧之时，他就明白了其中的意义——这将在日后给予美国加入协约国以理由。

1918年的西线，一些战役中一度得手的德军士兵在英军放弃的战壕中发现的粮食等补给物资，令这些饥寒交迫的日耳曼人羡慕不已，这时他们才明白协约国借助海权确保的战争力量之强大。而丘吉尔在1915年11月时就说：以往的战争是由各个阶段的战役而不是战争的趋势所决定的。而在这场战争中，趋势比阶段战役重要得多，“不取得战役的辉煌胜利，我们仍会赢得这场战争。”

对于海权对一战的影响，《全球化失败时》中有一段更直白的话：“一战的爆发，是担心工业化意外后果的人最畏惧的梦魇。他们之所以畏惧，不仅是因为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足以发动难以想象的毁灭性战争，也因为参战者开始通过海上封锁，掐住对手依赖进口的命脉，以迫使对手就范。后来一战在（德国）暴动的士兵与平民要求‘和平与面包’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