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西,难道在你家乡没有这样的大鸟会飞过屋子,在吊顶风扇的罩子上筑巢吗?”
那是1951年,正值事业巅峰的法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受聘担纲印度北部首府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24岁的孟买J.J.建筑学院大四学生巴克里希纳·多西,自荐加入了柯布西耶的工作室。当时他几乎不能说法语,对建筑还知之甚少,可是那位建筑大师却连猜带比画着,向他请教了许多关于印度生活的细节问题。
在印度,与西方世界大相径庭的文化与生活,时时刻刻挑战着柯布西耶。印度社会一方面受天气、等级制度、漫长的殖民史掣肘,一方面又孕育了音乐、文学等各个领域的伟大传统文化。而在城市里,汽车、踏板车和大象并肩走在路上,道路交通异常复杂。
多西看到老师在印度逗留期间不断地观察和学习,并以极其开放的心态把所有新奇而异域的东西化为己用。他学习当地人用一个杯子和一盆水洗澡,被吠陀教神牛的大角和背上的瘤状凸起深深吸引,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探讨牛、乌龟、蛇的象征意义。他甚至像本地人那样带着多西走街串巷,找到一家冷僻的小餐馆吃烤鸡。然后,他将所有这些都运用在肖特汉别墅、棉纺织协会大楼等项目上。
从那时起,这位现代主义大师对年轻的多西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让他在其后6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始终都保持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热爱。
当地时间3月7日,第40届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决定将这个国际建筑界最高荣誉颁发给这位91岁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过去曾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位建筑大师共事,他们正是勒·柯布西耶和路易·康。可想而知,多西早期的作品一定深受这两位大师的影响,采用大胆的混凝土形态,但他的作品并不止步于此。”评委会的评语这样写道,“多西对印度文化的深入骨髓的了解与欣赏,让他融合了预制模式和本地工艺,发展出与印度的历史文化和本地传统相和谐的建筑语言。既未随波逐流,也不追求浮夸吸睛的设计,他的建筑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磨,包含着为国家贡献的愿景和责任感。”
普利兹克花落多西,这个结果看似意外又在情理之中。意外在于,多西并不像过去很多获奖者那样,是作品遍布世界各地、在商业和非商业领域全面做出贡献的明星建筑师;相反,他几乎只待在印度,把大量精力花在祖国的城市规划、经济住房设计和教育建筑等项目上。
同时,反观最近两届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先是时年48岁的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接着是深居简出的三位西班牙建筑师拉斐尔·阿兰达、卡莫·皮格姆和拉蒙·比拉尔塔,年岁基本都在55岁左右。他们与91岁的多西有着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极其关注本土文化,积极以建筑设计思想来应对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有些反潮流的意味。
2017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过多西的个人回顾展。他来到现场,中分的花白头发,黑框眼镜,说一口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在当时的采访中,多西用“庆祝”(celebrate)这个词来描绘自己心中最理想的建筑。
当一个小孩突然得到玩具,他会停止啼哭、笑起来,这种时刻仿佛是在庆祝生命。多西认为,好的建筑空间也应该这样,建筑必须营造一种愉悦感,建筑和生活共生共存,便值得庆祝。大型城市规划社区建设也同理,如果你走到那里会自然产生到处看看的想法,感受到某种归属感,那也就是生命的庆祝时刻。
多西在近7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创造着这样的庆祝时刻。
阿冉亚低造价住宅
多西入行没几年就明确了自己该做的事。“我们一直背负着来自外界思想的余障,可其实从内部来看,这里有着不一样的气候、地形和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根据情况做些真正适合我们的事情?”
20世纪50年代,多西首次为低收入人群设计住房项目,在他一生经手的低造价住宅项目中,1989年在印度中西部城市印多尔建成的阿冉亚经济住房项目(AranyaLow-costHousing)最具代表性。
在这片区域里,每个居民会分配到30平方米的土地,政府提供电力、卫生等基本设施,剩下的就靠每个人发挥各自才能,或者去贷款,或者找帮手,自己来搭建剩下的房屋。多西特别设计了像是乐高积木一样的模块,居住者可以自由拼搭。很多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家庭规模,也改进了居住条件。
近30年过去,多西建筑事务所近期回访发现,原先这片区域的低收入阶层已经转变为中等收入阶层。这与2016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阿拉维纳2003年在智利北部城市伊基克推动实施的QM住宅项目简直异曲同工。建筑改变社会的尝试似乎成功了。
印度管理学院
1954年,多西在柯布西耶巴黎工作室工作三年之后,回到艾哈迈达巴德继续协助大师在印度的工作。第二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Vastu-Shilpa,在印度语中意为“环境设计”。
出生在典型的印度大家族,又出国游学实践,回国后的他加倍懂得珍惜本地原有的传统,他的设计方案从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因此创造出可持续的建筑。在他的设计中,露台、庭院和长廊是尤为常用的建筑元素,这些既能遮阳又透风的空间,完全适用于印度当地湿热的气候特征。
60年代,多西同爱沙尼亚裔美国建筑大师路易·康、阿南特·拉杰共事,合力设计完成了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印度管理学院校园。从这次实践吸收的经验转化为他在70年代后期亲自设计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尔分校的理念。
多西认为校园需要互动和交流,以走廊动线围合出一片片供人们休憩和交流的空间。沿着走廊动线,多西安排了具有不同功能的房间,还预留了适宜在将来进行扩建的空间。这样,建筑如同有了生命,可以不断生长。
桑珈建筑工作室
多西带有印度特色的地域文化思考和西方现代主义精髓,最后在1980年的桑珈建筑工作室上得以总结。
在去年上海的回顾展上,展场里特别搭建了一个精致的模型,以伪透视法再现了工作室内部大大的拱形空间。桑珈(Sangath)在梵语里的意思是“一起行动”,建筑群里有一部分深陷地下,这样即便室内没有空调也可以保持凉爽;半圆形的拱廊有的完全打开,有的则封闭起来,与公共庭院树木相交织。
多西非常喜欢这件作品,因为它使用混凝土结构和抽象的几何造型,同时极具当地特色。如果有外国来的访客,他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印度,看到建筑,看到理论,甚至可以看到柯布西耶和路易·康,当然还有多西。
(本文图片来源:普利兹克奖官网,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多西访谈实录:
(在印度)你可以看到现代和传统的分裂。这种悖论式的共存,我觉得意义重大,这也是谈论印度生活时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又有什么经验可循?我想这是印度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需要直面的问题。最好的学习范例之一便是斋浦尔(Jaipur)。始建于1727年的斋浦尔由当时的邦主萨瓦伊· 杰伊· 辛格二世(Maharaja Sawai Jai Singh II)主持兴建,他还规定这座城市的建设需要遵守的几个原则——这些原则在今天看来仍然适用。杰伊· 辛格二世脑中有一个天堂般的理想世界,他希望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次把宇宙万物带入人类生活。
所以,城市的建设需要哪些要素?这里提出了一种被称为Vastu Purusha Mandala 的示意图, 其中Vastu表示环境,Purusha 指的是能源,而Mandala则代表保持万物平衡的天宫图。
杰伊· 辛格二世认为在生物圈内外、万物生灵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达到一种所有系统的全面平衡状态。如果所有的这些系统和秩序能够完全结合在一起,那么城市也就可以被合理地规划和建设。
同时,他也认为各类机构是城市建设中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宗教机构还是教育机构,它们都应该是社区的脊梁。杰伊·辛格二世正是抱着如此信念建造了这些场所。当然,别忘了我们还需要那些提供人们互相碰面交流的公园和聚会场所。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杰伊· 辛格二世眼中,印度社会应该形成一种机制——在催生社会变革的同时,还能注重延续家庭观念的习俗。家庭在印度社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使这部分传统被传承并精心培养下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让家庭成员们找到工作。我深信要建设和管理好一座城市,必须要有税收——这意味着居民需要去赚钱,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工作并习得对应工种所需的技能。杰伊· 辛格二世作出了一个即使现代规划师也经常实现不了的决策,即广邀天下的各路能人来到自己的城市。他邀请来自印度各地众多的手工艺人前来并为他们打造特别的生活区。即使在250年后的今天,斋浦尔依然聚集了各类手工艺中最优秀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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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出了一套建筑分类法,使居民在按自己的喜好搭建房屋的同时又保持所有的建筑都由一个原型发展而来,是原型的变化统一体。这一方法的实施取决于它所运用的特殊语言:在一套成型的体系中,首先诞生一种最基本的房屋样式,最终在这体系中,富人和穷人对待生活方式、条件和舒适度的态度逐渐趋于类同。然而,在斋浦尔仍旧可以看到很多的差异性在以不同的方式产生。杰伊· 辛格二世在强调统一性的同时,又认为多元性也是十分必要的,有所控制也要予以选择的余地。
所以, 我们现在讨论的印度社会的疑难杂症,在当时为杰伊· 辛格二世视作积极推进建设的工具善加利用。他将城市的结构在每个方面都细分为多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一系列的具体内容被强制执行。结果,整个城市就出现了系统化的倾向。如今,尽管昌迪加尔是随后才建成的,但我认为斋浦尔依旧有不少优势—就生活舒适度而言,斋浦尔是印度最出色的城市之一。
(文字来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限量读物《多西访谈录》,由PSA授权发布,刊出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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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有能力塑造人类行为和营造氛围,提供宁静和诗意的感觉,唤起同情心和仁爱,培养休戚与共的社区意识。”刘家琨表示。
而已经进入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安藤,大概已经将最好的结果握在手中。但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游击队员”与“一代宗师”之间的张力并不会就此消失——只要他还想“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