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三年级。在康奈尔图书馆我发现了一本期刊Econometrica。当时我不能理解期刊大多数文章的内容,但是我发现数学可以在经济学中得到应用。对此我十分兴奋,便决定在大学毕业后攻读计量经济学。当时经济学的教授们还并没有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学。
因为芝加哥大学是当时美国唯一的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大学。我便决定申请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在1951年的秋季,我进入了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
芝加哥大学还设立了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该委员会是当时世界研究计量经济学的中心。我有幸得到机会向该委员会的著名教授学习。著名的教授包括 T.J. Koopmans、Jacob Marshak和 Hendrik Houthakker。进入芝加哥大学以后,我不但上了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著名教授的课,还上了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课,并得到这位大师指导我做博士论文的研究。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其他的著名大学也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课程,计量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计量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很快,成为经济学中的一门极重要学科。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计量经济学的学生拿到博士学位以后,都能找到待遇很好的工作。
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生们必须懂经济学。如果没有经济学的基础,研究生就不可能了解计量经济学。因为计量经济学需要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基础。单单利用计量经济学和数据来做数量的研究,不会得到有价值的结论。计量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工具。如果一位经济学家只利用经济数据来做研究、而没有提出重要的经济问题,他就不会得到重要的成果。能够提出重要的经济问题,是成为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
近年来计量经济学变成了一门需要利用高级数学的学科。这种发展是很自然的。
在1980年,笔者有幸得到机会,参与到了把计量经济学引进中国的工作中。当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生决定引进计量经济学。他邀请了几位美国的计量经济学家,包括笔者,在北京的颐和园讲授计量经济学。约有100位中国经济学家参加。这是计量经济学被引进中国的开始。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积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我不知道中国大学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中国的主要大学是否举办计量经济学研讨会。研讨会能够为教师和研究生提供机会,让他们互相交流,向在研讨会上发言的其他大学的学者学习。研究生需要学习如何思考。为此,他们必须参加各种研讨会,让他们学习如何做自己的独立思考。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的学者在这样优良的环境中做研究,必将在各个领域获得重要成果。我对中国大学学术研究的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不知道中国大学的研究院有没有适当地利用讨论会的方式来训练研究生。研究生在讨论会上有机会向本校或外校的教授学习。在讨论会上,研究生们能够学习教授们的思维,来改进自己的思维。
此次回国,我会参加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院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会,有机会了解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我期待与中国的计量经济学家交换意见,互相学习。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
如果对等关税按计划推进,美国乃至全世界可能将付出比上世纪大萧条时期更高的代价。
由于技术演进及其对经济社会规则的冲击很可能快于相应强监管能力的提升,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有效行动,强监管可能一时跟不上,各种弱规则很可能是治理主力。
《理性选民的神话》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值得参考,它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了美国选民票选制度的运行情况,以及人们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和研究。
“只有测得出才能造得出,只有测得准才能造得精”。
《意见》强调,要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统筹领导。加大博士研究生教育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稳定支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