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界500强都在哪？京粤台位居前三，南方民企多

在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两岸三地上榜公司数量达到了120家，稳居第二，接近美国（126家），超过第三位的日本（52家）。从199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同时涵盖了工业企业和服务性企业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企业数量如此迅速增长。

这120家企业主要分布在哪里？第一财经记者统计发现，以省域分布来看，总部在北京的企业多达53家，遥遥领先。广东和台湾紧随其后，分别为12家和9家，香港和上海分别为8家和7家，分列4到5位。

北京53家遥遥领先

继2013年首次超过东京成为世界500强“总部之都”后，北京近年来稳居世界500强总部数量榜首，今年入围数量53家，占我国全部入选企业数量的44.2%，占大陆地区的51.5%，主要包括中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等一大批大型中央和国有企业。

北京之后，广东今年有12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榜单。其中，深圳有7家，广州3家，佛山2家。尽管总量上远远不如北京，但广东的12家企业中，接近三分之二是民营企业。

京粤之后，台湾省有9家企业入选，主要是电子和金融保险企业，其中鸿海高居世界第24位，中国第5位。此外还有和硕、广达、仁宝、纬创等大型电子代工巨头。香港和上海分别以9家和8家位列4、5位。

在上榜的7家上海企业中，上汽集团以1288.19亿美元的销售收入排名第36位，比上年提升了5位，成为上海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八、全球汽车行业排名第七的企业。在这份榜单竞争最激烈的前50名里，上汽集团排名连年稳步提升，展现了上海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宝钢、武钢重组整合第二年，世界500强排名一举从上年的第204位提升到第162位。过去一年，中国宝武紧紧抓住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迅速完成两大钢铁集团的整合、联合，并向融合、化合推进，企业销售规模和盈利能力均显著提升。

在金融领域，总部位于上海的交通银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和浦发银行三家企业继续上榜。相比上届榜单上海金融企业排名普遍下降的情况，此次榜单中三家企业排名均有所上升，反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进一步提升。

东南沿海的福建以5家企业位居第六。作为一个经济总量并不靠前的省份，福建以5家上榜企业位居第6位，超过了经济大省江苏和浙江。这5家企业主要分布在福建的两大中心城市，其中，厦门有3家，厦门国贸、建发和象屿都是厦门著名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涉及商贸、物流、金融等领域。福州有两家，分别是兴业银行和阳光龙净。其中阳光龙净是福建唯一上榜的民营企业。

从城市分布来看，总部在北京的世界500强企业多达53家，香港8家，上海和深圳各7家，台北6家。其他城市都在5家以下，其中，广州、杭州和厦门各有3家，佛山、福州、乌鲁木齐、西安等4城市均有2家。

南北分化明显

从南北分布来看，北方共有71家，占了59%。南方共有49家，占据41%。表面上看，北方优势十分明显，但是如果扣除掉北京央企集中这一因素外，北京以外的企业只有18家，而且主要是以煤炭等能源企业为主，受近几年能源产业下行的影响，这些上榜企业的排名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例如，山东和山西分别有4家企业入围，山东的4家企业分别是魏桥、山东能源、兖矿、海尔。山西的4家企业分别是进程矿业、阳泉煤业、潞安集团、大同煤矿。除了海尔，其他企业大多是以能源尤其是煤矿产业为主。河北、陕西、河南、辽宁入榜的企业，也都是以煤炭、钢铁、石油等能源重化为主。而受能源重化产业下行的影响，近几年东北、华北等地的区域经济也明显放缓。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上榜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例如，江苏和浙江尽管分别只有3家企业上榜，但全都是民营企业。吉利、阿里巴巴、苏宁等排名都大幅提升。

广东的民营企业同样十分突出。例如，在净资产收益率榜上，中国公司中排位靠前的是腾讯、碧桂园、华为、美的和台积电，前几个都是广东的企业。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南方的央企布局少，所以南方上榜企业比北方少很正常，但是广东、浙江、江苏等南方发达省份，他们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创新型企业多，因此这些地方上榜的民营企业也较多，而且这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创新发展中，名次提升也比较快。

这样的分布也大体呈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由于广东和浙江等地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不转型就得死”，所以转型的动力更为迫切，通过数年的努力，近几年转型升级成效不断显现，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正引领新一轮发展，比如近几年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浙江以信息经济、智慧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卓见成效。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今年4月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8年会”上分析，现阶段区域经济分化有着更深刻的背景，那就是我们正处在结构变革和动能转换的特殊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那种依靠拼资源、拼环境，外延扩张型增长的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依靠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投入的新技术、新生态、新经济为代表的质量效益型增长，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大趋势。

在这个大背景下，杜鹰分析，凡是资源加工型和传统产业为主的地方，凡是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地方，结构变革和动能转换的困难就更多一些，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就大一些，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速下滑。而结构变革起步较早的地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较好的地方，市场化程度和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就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结构变革的挑战，赢得先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