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巴尔加斯·略萨？

西班牙语作家豪尔赫·马里奥·佩德罗·巴尔加斯·略萨（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获得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人会感到意外。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那些向来思维古板奇怪的人总算干了件比较实在和理性的事，好像在说：“你们看，这次我们把票投给了拉美作家，不再是欧洲的……”

但实际上，巴尔加斯·略萨恰恰是拉美成名作家里在思想和文学观念上最为欧洲化的一位。从22岁到西班牙留学开始，他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欧洲度过，马德里、巴黎、伦敦、巴塞罗纳等地都留下了他的生活痕迹，而他的大部分作品也都是在欧洲写出来的。

当然他那一代重要的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帕斯、富恩特斯、卡彭铁尔等人，其实都有类似的经历：在欧洲学习游历，然后写作成名，但像他这样长期生活在欧洲的倒不多见，他还拥有双重国籍（秘鲁/西班牙）。名噪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名头，要套到巴尔加斯·略萨头上，就不大合适。他的写作是现实主义的，不魔幻，但追求结构的复杂多变，所以后来有好事者专门给他弄了顶“结构现实主义”的帽子。

年轻时，他曾是萨特文学理念的狂热追随者，还特别喜欢美国“迷惘的一代”的那些作家。但对他影响最大、最为持久的，还是那位难以归类的、对拉美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福克纳大叔。在后来漫长的写作与阅读时间里，巴尔加斯·略萨从未对福克纳的作品失望过，总会在重读福氏作品时忍不住拿起铅笔，随手记下点什么，关于“怎样组织时间”，“空间与时间层面是如何交叉在一起的，看看作品中的省略，看看那种从互相矛盾的视角运用制造朦胧、迷惑、神秘、深层感觉的方式来讲述故事的可能性。”对于福克纳那些令他眼花缭乱的技巧，他总忍不住要由衷地表达自己的敬意。他后来认为，从福克纳那里，拉美作家可以得到一整套极为丰富的工具，足以用来描写拉美的复杂世界。从《绿房子》到近年的《公羊的节日》，在他的那些雄心勃勃的长篇作品中，他始终保持着那种对于建构小说复杂的时空结构的执著和对整体的出色把控力。

比如在《公羊的节日》中，他就制造了一个类似于洋葱头的结构模式，从外到内层层包裹，层层展开，而时间按不同线索被有意错位布置，顺叙中多有倒叙，倒叙中仍藏着倒叙，大量运用电影闪回的手法，让不同时段的场景与事件非常自然地重叠交错在同一个叙事空间里，产生了非常特别的纷繁错综的效果。为了突现历史现场感以及结构的严密性，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采取了全知视角，但与19世纪那种全知视角不同，略萨的“全知”更像一个无形无影的幽灵视角，它徘徊在时代的很多瞬间里，体验着、观察着种种事件，以及人的内心世界，有时候会突然浮现在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中，冷静地揭示出被人物自己的潜意识有意隐藏的那些想法与意念。而这种幽灵的叙述感觉又给整部小说带来某种神秘意味，它与其说像来自作者的声音，不如说更像是冥冥中某种对人世沧桑变化洞若观火的神明的。

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观念早在《绿房子》时期就已成熟。在那篇不长但很著名的文章《真实中的谎言》里，他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小说理念。其思考的源头可以用西班牙作家巴耶·英科兰的话来概括：“事物并非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而是像我们所记忆的那样。” 略萨是这样解释的：“对于几乎所有的作家来说，记忆是想象力的出发点，是想象力通过不可预言的飞翔伸向虚构的跳板。回忆和编造混杂在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中，其方式对于作者来说也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即使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他也知道文学可能实现对逝去时间的收复，但这总是一种模拟、一种虚构，回忆的东西通过虚构溶解在梦想中，梦想又溶解在虚构里。”这几乎概括了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人所开创的整个西方现代小说的主要特质。

作为小说家，他还非常清楚地知道小说在现实中的位置：“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与要求生活更丰富多彩的渴望和想象之间的空间，就是小说占据的空间。”在他看来，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小说有其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介入价值。小说能够对抗掌权者那种“擅自使用控制人们行动（言论和行动）的特权”，以及那种“要求管制人们的想象、梦幻，当然还有人们的记忆力”的企图。“小说是对任何政权或意识形态下的生存的可怕控诉：清楚地证明它们的不足，证明它们没有能力满足我们。所以虚构小说也是对任何政权的永久腐蚀剂，因为任何政权都希望老百姓知足和忍耐。文学的谎言，如果是在自由中萌生的，便向我们表明这从来不是真的。文学谎言为了将来也不是真的，它永远是一种阴谋活动。”

因此，尽管巴尔加斯·略萨的写作往往给人无所不能的印象，但成就最大、贡献最为突出的，还是在小说领域。他在整个20世纪小说写作中并不是在创新上开先河的人，但绝对是小说艺术手段最为丰富和成熟的。可以说他在小说艺术实践与小说介入现实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相对于这样的成就，媒体喜欢反复关注的“巴尔加斯·略萨竞选秘鲁总统”这样的事件，不过是出能够集中反映他个人政治倾向和热情的一时兴起的独幕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