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我们的最后归依吗？

父亲最近常念叨老家的房子和土地。过了春节才满55岁的父亲，在上海这座大都市当了12年“农民工”后，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离开这座城市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距离上海700多公里外的江西省东部一个村庄，留着父亲作为普通中国农民的记忆，他在那里生长并劳作了43个年头。我们的村庄位于抚河上游，属平原地，村庄周围都是农田，人均一亩地左右，一个特点是小规模耕种。1999年，父亲决定离开那片生养的土地，多半原因是为我提前筹集大学学费，因为他擅长种植的粮棉油等农产品价格严重下跌，供养这个家庭越来越吃力了。

我查阅资料发现，当年农业的发展受需求约束，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出现了阶段性低消费水平上的相对过剩。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净收入增长连续放缓。

这时，更多的农民选择离开土地。我2008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部分农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外出务工，先行者带来的财富诱惑，使得更多的乡民放下农具，涌入城市。延绵了几千年的乡村生活骤然间变迁。

以我老家所在的崇仁县为例，7万多的劳务大军主要分布区域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航埠镇的“建筑大军”在上海，“客运大军”在深圳，马安、石庄、郭圩三个乡镇的“种植大军”在广东、福建……

他们是这个“制造大国”的生力军，而繁荣的务工经济也带动了本地的发展。“全县有7.1万人在外务工，2007年的劳务收入4个多亿元。”崇仁县劳动就业局局长章会平曾对我介绍说。

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底的统计显示，我国现在有2.3亿的农民工。农民工对我国的产出起着巨大的作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税收，但得到的公共回报和贡献却不成比例，他们的消费增长速度也非常慢。

如果要讨论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农民工的经济状况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2010年3月，将近半个月，我在浙江省各地采访，为一组“中国城镇化”的专题报道搜集素材，第一站是绍兴市的店口镇。2009年，这个镇实现生产总值69.23亿元，财政收入8.7亿元，在全省50强镇内部测试排名中综合经济实力跃升第一。

镇委书记张壮雄在他办公室告诉我，力争通过三至五年时间，把店口镇打造成一座名副其实的“诸北新城”。事实上，我更愿意和他探讨店口镇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5万多的外来务工人员。

我在那组专题文章中写到，理论上认为，类似于经济活跃、财政雄厚的店口镇，更有能力为外来务工者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因此，对这部分人社会保障程度的观察往往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地区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公共服务水平的试金石。

但无论是镇长还是党委书记，他们都承认目前还无法给予他们和店口籍居民同等的待遇和保障。张壮雄介绍说，店口镇也在研究推进户籍改革，但又强调这个问题很复杂。他们的顾虑是，因为如果处理不当，大量务工者的涌入将使现有社会服务体系不堪重负。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经济发达地区执政者的顾虑。自1985年起，中国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和制造业中心，但施行了50多年的户籍制度，让他们无法在城市平等地获得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

目前，像上海、深圳等地兴起了越来越多的民办小学和中学。这些学校让农民工子女读得起书，但如果想考大学，他们就必须返回“原籍”读高中。

父亲一个朴素的想法是，在离开上海之前，再挣点钱，回家把房子翻修一下，然后守着那些快要被荒芜的土地，颐养天年。12年一个轮回，父亲似乎又回到起点，留下的是日渐苍老的背影，也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缩影。

跳出农门是农村人的愿景。在父辈们起早贪黑地在田野里忙碌着的时候，我慢慢地从小学进入初中，再从初中进入高中，最后从高中进入一所大学，如今做了一名记者，游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

我似乎在追寻着父亲的足迹。很多时候，我都是在路上，一个行者之匆匆身影。我又在追求什么呢？能留在这座城市吗？不，我不确定，虽然每个月交纳近2000元的养老金和个税。

在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脑海中又突然浮现出我的同乡——《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那篇描写“农民工”吴胜发夫妇的报道：“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时怀有对田园牧歌式爱情不可复返的惆怅。同样，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

是的，异乡的喧闹，模糊了家乡的虫鸣。我又突然怀疑，父亲离开上海，又能回到那个农村吗？所以我决定今年春节回乡下看看，记忆里的乡村生活是否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