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想写中国的《人间喜剧》

成都春天的午后，李承鹏送儿子去参加省网球队的训练。电话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沸腾着，他迅速穿过房间，绕到僻静的地方接受采访。这是他目前的生活，与中国足球无关，住在成都，抚养孩子，写作纯文学。

麻辣、犀利，热心干预现实，是李承鹏的足球评论给人的印象。看他的球评和《中国足球内幕》时，很多人不曾留意李承鹏是学中文出身。也许，写小说的理想早已埋在某处，“杂文没法把人的复杂性、现实的多义性和戏剧性装进去，小说能。”他的语气很笃定。

当李承鹏决心写小说的时候，很多写小说的人赶来劝止，主动教他写小说的也不少，他的第一本以“李可乐”为主角的小说——《寻人启事》，便是在种种教导下束手束脚完成的。李承鹏自己并不满意。写第二本“李可乐”——《李可乐抗拆记》时，他决定放开手脚，怎么舒服怎么写，“我就写生活本身。生活中，我总是遇到奇奇怪怪的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荒诞不经。写作时各种活生生的形象来到眼前，像附体一样，写作过程很轻松，虽然每天写十多个小时，仍然很轻松。”李承鹏说。

类似卡尔维诺那样的“纯文学”，他不是不喜欢，只是，自己身处的现实是如此复杂，“我们正在经历的错综复杂的生活经验，需要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切入现实，而纯文学是生活的‘核反应堆’聚合之后裂变的产物，是直抵心灵的东西，目前的写作还没到这步”，“我就想写描写当下的文学，深入进去，持续地写一段时间，看能不能产生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的作品。”

好好讲个故事，把四十年来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放到这个故事里，吸引更多人来读；小说不能改变社会，至少可以改善心情——李承鹏把写作小说的目标定在这里。“自从得了精神病，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小说《李可乐抗拆记》由此起头，在充分的自嘲中定了调。

略有知识、精力旺盛的主人公李可乐四处混事不成，心意彷徨又不甘平常，碰巧得知丁香街将要被拆迁，于是，趁当地住户尚不知情抢先买下一套房子，打算从拆迁费里狂赚一笔。哪知他越陷越深，不但钱没赚到，深爱的女朋友又跟对头好上了，新街坊唐巧珍自焚，自己也被“保送”精神病院……各种绝望，李可乐铁了心，和脾性火暴的女孩儿菜刀妹等一起，机关算尽地保护家园。当然，结局光明——新的丁香街修成了。

“我是个信奉‘防守反击’的人，家是我们心灵的堡垒，关系到心理的安全，只要还有个可以疗伤的地方，一切都好谈”——这样的体会来自李承鹏的成长经历。外公是个“历史反革命”兼“现行反革命”分子，很小时父母离婚了，母亲带着他过活，那时候最常碰到的事是搬家。一天夜里，下着雨，母亲撑一把伞带他从成都春熙路走到青羊宫附近，走了很久，雨一直下，伞便是一个堡垒，带给他极深切的安全感。小男孩的自尊心原本已经够强，贫困的家境好似一股反作用力把个人奋斗的意识深植到他心里，他说：“我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相信穷孩子只能自己帮自己，自己启示自己。”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是他喜欢的片子，写作时他不但追求影片的画面感，还设法创作“中国式的越狱”。

于是，我们看见各式各样具超现实感的“小人物的生活智慧”进入李承鹏笔下，起先不过是个混混的李可乐，经历种种遭际之后，人情世故慢慢将之塑造成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极强的人物，“他跟成都的男人很像，精明，平时看上去很温和，逼急了又什么都敢干。”而写作的语言也直接来自市井、来自熟悉的周遭，例如，书中描写某个公路场景是这样写的：“一辆大货车披头散发开了过来”，李承鹏说，这话出自他表哥，表哥是个老文青，有天哥俩儿打车由成都去双流打麻将，路窄车急之时，偏遇一辆拉煤的大货车开了过来，煤渣漏得满车，表哥说“喔唷，披头散发嗫”，如是，在这些生活化语言里，板结的普通话写作变得松软、活泛起来。

“‘黑色幽默’是非常积极的态度”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说“黑色幽默”说到底还是消极、无奈的，你怎么看？

李承鹏：这是一种绝望中挤压出的力量，是站在悬崖边的人忽然会心的笑，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几乎没有“幽默”，有的只是讽刺或谩骂，“黑色幽默”是非常积极的态度，是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为。

日报：从意见领袖这类身份过渡到小说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经过哪些训练？

李承鹏：我讨厌“意见领袖”或其他类似的称呼，但老有人对我进行这样的暗示。事实上，这些人的成分非常可疑，很多人你不知道他真正的立场，以及他从这个身份中获取了什么利益。在言论根本无法涉及制度的现实中，一个根本没有做过工人、农民，没有底层经历的人没有权利站在高处俯瞰大多数人。我不介意站在高处，但我介意俯瞰或被俯瞰。

说到小说技术性的训练，我想大学的四五年已经完成了，更重要的部分是在四五十年里生活对我的训练，我的生活、我的观察是写小说最重要的部分。我从2004年开始写房地产专栏，小说中涉及的很多思考和辩论就是生活中来的。

日报：你从写杂文开始，然后写小说，我们很好奇曾经贯注在你杂文里的批判态度，是否还能从小说中读到？如何在小说中体现？

李承鹏：由杂文入小说难，杂文是“投他以匕首、标枪”的写法，重在观点，一篇杂文写得令人信服不难。小说的重点在人物，需要涉及很多事件，于是更容易暴露写作者的矛盾性。如果作家没有一致的态度，一写小说就暴露其两面性，那是演员不是作家。通过杂文和小说的比较，很容易看出作家是个怎样的人，写《纪念刘和珍君》的鲁迅和写《阿Q正传》的鲁迅，是作家，而写《女神》的郭沫若和写《未央》之类口号体小说的郭沫若，只能算个演员。

我写作的态度是，我就写底层、写市井文化、写俗文学。菜场里卖菜的、发廊、旧货店，车水马龙多好玩啊。我不会说“小姐”是高尚的，但和贪官污吏相比，这些人至少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更何况，市井文化不只这些，它里面还有街坊邻居、有人情世故。懂得欣赏市井文化也需要一定教养，但我们长期不承认“市井文化”，现在 “市井文化”改称“社区文化”了，没有了街坊，只有物业公司。

日报：从构思到写作通常是什么样的节奏？

李承鹏：一般构思得很慢，因为急于构思会引出很多分叉，我会有意放慢节奏，沉淀一下，然后写大结构、小结构，具体写起来会很快。

日报：你的语言思维是方言的还是普通话的？

李承鹏：我的语言逻辑是四川话，写杂文的时候也是，只是有意去掉一些地方性太强的词。方块字的空间太小了，用普通话写作没法在字与字的组合中写出画面感，好的语言一定要有画面感。

日报：下一部小说打算写什么？

李承鹏：写逃亡。一个人在沙漠里经历的事，也很荒诞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