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辉寂寞说往事

香港词人周耀辉的散文集《突然十年便过去》简体中文版日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一位预读过此书的读者称：“不是很喜欢，因为写得太寂寞。”

“寂寞”一说，让周耀辉有些纳闷，他自问：“怎么会是寂寞，我用了很深的感情写，写了很多人很多事，为什么还是寂寞？”

也许，这就是周耀辉文字的特质：用了很深的感情写、写了很多人很多事，却依然是寂寞的。事实上，如果拿周耀辉的散文与他的歌词作比较，歌词中的类似“想念不想念之间，一个人一个世界”的浓缩性表达，在散文的近乎回忆式书写中，被层次分明的故事所烘托，寂寞的意味显得更加强烈。

暮春四月，周耀辉携新作来到北京。在这部以个人史为写作对象的作品中，周耀辉试图通过对一幕场景、一些熟识的人的记述，留住渐行渐远的过往。

接受采访时，周耀辉说：“这个世界有太多宏大的命题，湮没了个人微小的历史，而我所要做的，是通过写作，让更多人知道个人史是如此重要，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保留微小的乐趣和完美。”

20年前，周耀辉的填词生涯从为“达明一派”写下《爱在瘟疫蔓延时》开始。至今，作为黄耀明的“御用词人”，在黄耀明的每一张专辑中，我们都能找到周耀辉的名字。不独如此，周耀辉还为王菲、林忆莲、陈奕迅等歌手撰写数百首歌词，以其华丽、隐晦的文风在粤语歌坛独树一帜。

而与林夕的清透冷冽、黄伟文的犀利讽世不同，周耀辉的词风奇幻瑰丽。20年间，随《忘记他是她》、《下世纪再嬉戏》等经典粤语歌流传，早已成为很多人听觉记忆的重要部分。

上世纪90年代，周耀辉的歌词创作进入成熟时期，又正值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之际，周耀辉却选择了离开香港，到阿姆斯特丹求学。在近乎隐逸的状态中，十六年悄然而逝。“无论是当初离开，还是如今归来，他的行李只有一只箱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人生的重和轻都在这一件行李中了。”谈起周耀辉其人，编辑高山如是说。

香港启德机场附近幼年时的家，是周耀辉记忆中难以忘怀的角落。印象中的飞机起起落落，很早就在他心底里埋下来来往往的感觉。两岁时，父亲的离开，又在其心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缺。

那一年，在启德机场附近的一个餐厅，周耀辉最后一次见到父亲，“那次他在香港转机，有一点时间可以见见我们，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去。在机场附近的一个餐馆见到了父亲，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没有太深的印象。”就像他写作时的语气，即便离别这么重要的事，也是平常写来，留下言说的余地，不作阐释。

“很多事物，我很珍视，但尽量不要变成一种沉溺”，这是周耀辉于人于事的态度，他似乎相信，在时间之中，一个人总有机会与原本迷惑的事和解，了悟生之无常，“人生也许原本是破碎的，早一点知道，可以更容易地生活。”他淡然笑言。

来来往往的故事，周而复始的离开或到来，对于这些容易叫人习以为常的状态，周耀辉总希望用文字使其变得陌生，以至鲜明。他写母亲、舅父、三两个老友，莫不是为了叫读者重新忆念生活中那些已经离开的人，遗憾总是很多，但遗憾多了，未尝不会使人变得达观。

“好比妈妈离开的时候，我预感到了。从阿姆斯特丹赶回香港，她在我飞行的途中离开。这件事，不是没有遗憾，可是不觉得遗憾有多强烈，我知道我跟她之间所有贵重的都在。”他断断续续说着，音质和语意都很柔和。说着说着，渐渐成了有篇幅的文字，“我努力用文字使时间停顿下来，但不管我如何努力，时间都不见了。好在我不会因此悲观，我知道时间不会拿走所有的，而文字是让我知道时间不会把我的一切都拿走的一个方法。”

故事只有一种，你看了就变成你的创造

第一财经日报：在一个有话就说、有话就写的喧嚣语境中，如何做到文字的洗练？

周耀辉：我想文字跟文化有关系，而不是跟中文有关。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小时候接受的中文教学，记得有一次做一个关于宋词的功课，我用心地写了一篇关于《水调歌头》的解读，却被老师骂了一顿，说为什么不把教科书的东西搬过来。这是一种很强势的态度，我一直想如何以个人的力量与这种霸权对抗。

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政府做新闻官，当时每发一个新闻稿需要用中英文双语同发，我用英语写得很顺手，中文却很困难。后来看很多中文书，特别是小说，慢慢对中文写作有信心。

大学时，我念的是比较文学，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比较文学观念。比如，中文写作看重文本，但西方的文学理论强调文本、读者、环境的关系。这样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故事可能只有一种，但你看了就变成你的一种创造，我只是第一层的创造。我不想限定文字的原意，特别是歌词，有时候听者看到了一层意思，常常问我是不是他们看到的那样。但我认为我说是什么并不重要的，作为作者，我想放下我阐释文本的权利。

日报：你的写作切入点都很小，写小的事物和人，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写作意图在里面？

周耀辉：现在有太多宏大的故事湮没了个人的声音，但对我而言，我个人的历史非常重要。宏大的故事坚持永恒的完美，而个人的故事只肯定暂时的完美，追求永恒的完美有时候是一件危险的事，很多人出于对永恒完美的追求带来大的灾难——因为他们觉得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只能以微小的个人之力追求暂时的完美。

日报：你曾说“文学的任务是让习以为常的事物陌生化”，是否可以详细地谈谈？

周耀辉：我希望通过写作从本来的麻木、习惯的状态推你一下，让你重新看看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事。一直以来，我总觉得自由很重要、书写的自由很重要。对于英语很熟练的人，他们或许也有一种来自英文严谨的文法的负担，而中文在文法方面要自由得多，这是我们中文世界里享有的自由，不要抛弃它。

日报：在今天这样一个个人空间被不断挤压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群体性的交往， 独处的状态变得越来越稀少，在你看来，独处的好处是什么？

周耀辉：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比较安静，可以想很多事情。在人群中，人们往往会很自我，我以“我是周耀辉”的身份与人交往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但一个人的时候，你往往可能超越自己，自己就是一群人。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更容易带我们离开自己，多角度地看待问题。胡思乱想的练习多了，会变得宽容一点，生活得容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