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我是没有故事的人

台湾作家骆以军的长篇小说《西夏旅馆》（下称“西夏”）于2008年10月在台湾出版，去年10月，获得华语文学奖金最高的“红楼梦奖”。日前，大陆简体版由北京“理想国”正式出版。

在这部47万字的长篇里，骆以军试图把“西夏的灭亡”、“父亲的故事”和“旅馆的故事”，交错性地并峙在一个“作为我们所在整个岛屿的意向隐喻；四面八方而来的肉身流浪、心灵流亡者的聚集所；西夏王国本身的历史想象叙述与模拟”的多重叙事时空中，以一种近似复调的形式，叙述历史、记忆、现实等错综复杂的经验。

5月中旬，到访北京的骆以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采访在一个楼群密布的街区进行，城市的玻璃幕墙楼群，像是骆以军试图建立的小说的结构模型——垂直、密集、深渊似的阴影。他说，“这是在香港和台湾生活的大致经验”，与此不同的是，北京让他感到新鲜，“不管这个城市多愤怒，但它大到就像你可以独自拥有一个小的区域，这时候听到树的声音，看见光线的变化，会感觉这个城市非常美，跟文学没有关系，你只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就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

快速调动历史的、当下的经验，以极感性的方式描述此时此刻的感官与心理现实，是骆以军极鲜明的叙述特征。无论是平常地讲一个故事或正式地书写，这一方式，经由他漫长地抄写、阅读和写作训练已经成为一种叙述习惯。

而与人们惯常看到的通过对家族历史的线性描述，表达人类迁移、离散、“如云烟消散”的历史经验的写法不同，也有别于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作家开创的“外省二代”叙事写法，骆以军的“外省二代”经验更弥散、复杂，他说：“天心在《古都》里处理的记忆是真的，而我的记忆已经开始出现幻术。”

几乎可以认为，骆以军之前20多年的写作经验，便是为写作“西夏”做准备。这部小说大陆简体版的出版，于他历经飘零的家族、他幻梦般追念故土的父亲的意义，实在难以付诸文字，他只是说：“这套书拿回台北，会给父亲敬上，上一炷香。这个感觉外人也许无法理解。”

每个创作者都有一个自身经验的光谱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选择写一个关于“西夏的故事”？

骆以军：写之前我两次去宁夏，最后一次走的是骑兵军逃亡的路线，对西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我就是胡人的后代。我去过京都，京都好美，可是我不会着迷。去宁夏穿过沙漠，半路停下来抽烟的时候，四周寂静无声，我听见“咔嚓咔嚓”上百只牦牛在山谷里吃草的声音，这时候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海岛文明的承续者。

这47万字，是汉字，但也许这个阅读的感觉是错的。我本来设想用西夏文字来读，想创造一种更散阔的状态，如果我是最后一个西夏人在讲这个故事，我使用的汉字未必是原本的传统的意义，时至今日，这一切时间、空间感、品相都被改变了。包括死亡的古典定义，各种信息穿透进来，根本无法用纯正的语言来描述一个古典的定义。我们使用语言讲述故事，就像“巴比塔”的隐喻，张嘴就炸了，所有话语都塞满了不同时空、不同梦境的讯息。讲故事的人总是悲哀地想保存祖先的话语，所以，我期望这本书是一本活字，所有的字一直在翻动。

日报：现在的很多小说乐于用工业化的量身定制的方式来打动读者，而你启动这么庞大的叙事，动力来自哪里？

骆以军：“大冒险叙事时代”对我的影响很深，那个时代的叙事者就像骑着马，所有变化打在你的脸上，冰雹、雨雪，这些变化都开启了。一个来自阅读的经验是，在没有读过普鲁斯特小说之前，我没法把过去的某段时光某个瞬间高密度、高解析度地快速地穿过我，比如，以前可能有一个回忆，就是小学六年级某个我喜欢的女生，在擦黑板；但是读过《追忆似水年华》之后，知道作者不是只把一个故事卖给我，有了这个经验，我在回忆那个画面的时候万千滋味都回来了，那个时刻的光线、那个季节树叶腐烂的味道、后来这个女生不见了，或者你忽然想起教室的某个角落坐着谁谁谁，空间的建构复杂极了，把你的经验不断撑开。

日报：你曾经说自己对人际周遭的信息非常敏感，这样的天性放在生活中会很烦恼，但是对写小说可能很可贵。

骆以军：是的，年轻时候会很烦恼，我27岁时去出版社当一个小编辑，去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里很容易在一个瞬间就感觉到人跟人之间暧昧、纠结的信息。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写过如何观察漫天纷飞的银杏树叶，怎么分辨一片掉落与两片、三片、越来越多银杏叶飘落，如何训练自己在原本空洞的没有感性的视觉的空间集中注意力去观看去切割。其实就是训练在乱树中找到一个几何构图、一个韵律去认识这个世界。世间万物都可以这样来认识，它是人类的一个动态形状。

像鸟一样快速观看这世界

日报：一个经验匮乏的人如何寻找故事？

骆以军：你问的问题就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的。写长篇的人都会有低谷，我的幸运在于，因为要养家，需要写专栏，我曾经为台湾的《壹周刊》写了七八年专栏，从一开始我就坚持一篇写一个三千字的故事，重复地训练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就像一个芭蕾舞者做重复的动作——劈腿、拉筋，不停地训练。每个礼拜至少写一篇三千字的故事，有时没有故事就坐在一个咖啡屋，听隔壁桌的一对男女在调情，可是仔细一听，他们又不是夫妻。

这就是我的故事，不是一个王安忆式的故事，也不是莫言式的故事，我没有那个福分像阿城、莫言他们，可以长时间去到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凝视一个有时间长度的故事，我生活在城市，只有碎片式的故事，但这也是现实之一种。就像我喜欢的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小说的主角是个“打包者”，城市里的小说家，最典型的一个类型就是把所有人的梦境“打包”，好像一只高速引动的鸟，有结构和功能优越的眼睛，能够在飞行与俯冲过程中快速整合一个视觉空间，我一直在做一个训练——像鸟一样快速把空间讯息捕捉到，形成结构讯息的习惯。

在写“西夏”之前，我发现自己非常会写密室， 被切割、解构得非常精细、复杂的城市空间：地铁里的孤独感、焦虑，塞车的经验，在当时是非常焦躁的，可是如果你站在一个高层建筑观看城市公路，又非常漂亮，这些都是高速捕捉到的经验。但，在写“西夏”的时候，我发觉自己没有在旷野里行军的经验，就开始抄《红色骑兵军》，抄书能帮助我找到类似的空间氛围，进入写旷野的文字体系。

日报：你会怎样描述自己语言的特质？

骆以军：大概只能是“变态”了。我是白羊座的，我讨厌重复，每一个长篇的文字系统、凝视的主题、叙事上的悲伤或耍宝都希望不要重复，我的小说有很搞笑的，也有很湿很悲伤的。对于句子，我希望每个字都有表情，像串珠一样把他们串起一个，而不是为了给你看一个故事，好像你快速地把一朵花香味吸干，就没有了。

当然不是故意为了去为难读者，好比花的花序，那是它特有的方式，你未必要赶在很短的时间把它读完，可能是某个午后，安静下来读一个长句串。

日报：有故事的人，心理负担会不会太重？如何卸脱故事之重？

骆以军：我是没有故事的人，我永远迷恋那些古老的民族，我们这样的小说家根本没法快乐，可是也不可能被随便摧毁，他已经被“穿过”了，他是渎神的，他想偷看神谕又想去地狱偷盗人类的暗影。在没有历史的年代需要一个人背着故事去告诉另一群人，这些背负故事的人在不停地讲述，他人的苦难不断穿透我，所以我自己必须是宁静、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