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脉神剑”策略和“3G”选股原则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首席基金经理张晓东是国内少数价值投资的忠实拥趸和坚定实践者。晨星数据显示，截至6月17日，他管理的国富弹性市值最近五年年化回报率达到28.58%，在50只晨星可比股票型基金中排名第二。

他称自己的投资有两大法宝：“六脉神剑”策略和“3G”选股原则。“六脉神剑”分别是：不争第一、不熟不做、偏重蓝筹、估值第一、长期持有和相对集中。“3G”原则是选股标准，即投资标的要有Good Business（良好的业务）、Good People（优秀的管理团队）和Good Price（合理的价格）。

《财商》：你管理的基金国富弹性和国富价值长期业绩很优秀，波动性低，你如何做到的？

张晓东：首先基金经理本身要长期打算。我一直坚持下来的最基本的一点是我有理想。从1993年在美国入行，我的理想就是管理一只有国际竞争力的长期业绩良好的股票基金，用价值投资理念去做。在国内价值投资频频遭到质疑的时候，我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去证明价值投资对公募基金是可行的。

所以，我的工作也只专注于投资，不当投资总监，避免行政事务，只想管好我的基金。

《财商》：很多人说A股投机性强，不适合价值投资，甚至有观点说即使巴菲特来做也不一定会成功，你为什么还在坚持？

张晓东：我的长期投资业绩证明了价值投资在中国股市是行得通的。实际上巴菲特当年开始投资时，美国市场和现在的A股也一样混乱。股市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不能说价值投资有问题，关键在于对公司有没有了解透。

A股与成熟资本市场相比，政策的多变导致公司的营运环境不确定。在一个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企业主管和基金经理都会感到无所适从。

因此，我在投资中始终强调风险控制，攻防兼备。举个例子，去年中小盘股股价飞涨，但我始终保持谨慎，觉得市场低估了中小盘公司的业绩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估值风险。我的两只基金配置中小盘股的比例都不高，其中偏重中小盘股的国富价值配置中小盘股的比例最高时也只有8%。我投资中小盘股和蓝筹股的原则是一样的，不会降低要求。

很多人谈价值投资，却不能坚守，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去实地扎扎实实地了解公司。我借助研究员的推荐，但不依赖。我不会在自己没有做深入研究情况下重仓一个公司，我不追逐题材股，不看K线图，几乎不打新股。我认为，投资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的。“不熟不做”这一点看似简单，但抵制各种诱惑，坚持下来很不容易，特别是A股环境中，但我这些年坚持下来了。

《财商》：价值投资注重选股，你在过去几年择时的能力也很突出，你是怎么择时的？

张晓东：A股的投资除了自下而上选股外，我觉得重大时刻的自上而下的选时决策也是必要的。具体来说就是基金仓位的大幅调整，这是和成熟市场的一个根本区别。这是我把巴菲特价值投资在A股运用时根据国情作出的重大修正。

我在2007年和2008年的基金投资中做了重大的选时决策，基金仓位与同行的差别达20个百分点或更多。2006年沪深300上涨120%， 市场普遍认为2007年的回报可能只有30%，不可能再大幅上升。但我认为2007年是一个“完美风暴”，股市流动性和公司基本面两大利好都碰撞在一起了，于是我一直维持90%以上的高仓位，当年沪深300指数大涨160%。当年国富弹性表现很好，获得了金牛奖。

2008年5月，我觉得国内通胀高企，这会负面影响A股大部分缺少定价权的公司的利润率，成本上升，又不能充分转嫁到下游客户。于是我把仓位一下子降到65%左右。之后，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与国内投资界主流观点不同，我较早地坚定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会严重影响美国的消费，我国实体经济难以幸免。我把国富弹性的低仓位一直维持到2008年年底，减少了投资损失，国富弹性在2008年又获得了金牛奖。

我管理的另一只股票基金国富价值在2008年7月份成立，我当时对股市的预期很负面。在国富价值6个月的封闭期内我将仓位控制在20%左右，直到年底封闭期将结束时才大幅加仓至60%，逃过一劫。

《财商》：今年上半年你并没有做重大择时？

张晓东：是的，这也是我今年的一个教训。2008年政府较均衡地采用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两个手段来控制通胀，而今年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被过度使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公司的影响不如加息直接，这就给了市场一个假象，认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没那么大。我低估了持续提高准备金率对实体经济的巨大负面作用。

事实上，虽然今年加息手段用得不多，但是民间利率中早已经大幅上浮了，民营企业的市场贷款年利率已高达30%。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经济而言如同温水煮青蛙，温度一点点升高， 最后青蛙受不了了。尽管仓位调整不够好，但我管理的国富弹性通过选股和行业配置，今年上半年的基金业绩良好，居同业前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