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谍战”

2011年7月1日，复旦大学招生网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一则《关于部分省市考生受骗修改志愿的严正声明》，披露“有人冒充复旦老师致电考生称此前与复旦所签协议取消”。

复旦招生组官方微博进一步指明，“上海某理工类院校咨询人员冒充复旦老师”，并称此举导致部分省市考生被骗，转报其它院校。

7月2日晚，上海交通大学招办网站迅即做出反应，称该校招生老师无人冒充其他院校老师。

在声明里，复旦称兄弟院校的行为“其性质之恶劣，行为之严重，道德之败坏，无异于诈骗”。而交大则宣称“对一切捏造事实、诋毁我校的行为，依法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以上两篇声明在7月4日下午均已撤下，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介入协调。

高校招生近年来日益激烈，各院校奇招迭出，而此次“明斗”所揭示的“暗战”一角，更令人深思。无序的高校竞争背后是分数至上的政绩观，高校自主招生和学生自主选择依然长路漫漫。

“少林”战“武当”

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人士介绍，“骗考生改志愿”的事最早在山西发现。

复旦和交大一向被视为上海最好的两家高校，放在全国，除了北大清华牢牢地霸守高校排名前两位，第三把交椅之争即在复旦、交大、人大等数家高校之间展开。

不过此次事件发展的轨迹尚难准确描摹。

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人士介绍，“骗考生改志愿”的事最早在山西发现，当时有一名报考复旦的考生，连续接到数个自称复旦招生老师的电话，打听该考生的估分成绩，还建议该考生将志愿改为“上海交大”。据该考生反馈，来电者为女性，但复旦山西招生组人员皆为该校哲学系男性教员。

此后，复旦方面又连续接到云南、广东等地考生长途电话，询问是否取消了之前签署的预录取协议。复旦大学招生办火速向全国28个招生组致电，要求立即通知所有已签预录取协议的考生不要上当。

所谓预录取协议，是在分数发布之后，复旦大学根据排名邀揽一批高分考生签署的协议。按照协议，一旦学生填报了复旦，复旦大学将保证录取。此协议并非复旦首创，且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已被名牌高校广泛采用，在火爆的招生竞争中这份协议聊胜于无。

云南是复旦招生办列出的“考生受骗改志愿”的一个省份。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务处主任李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不能保证我校学生都没接到此类电话，但是我随机抽查了两个学生，没有发现情况”。在过去数年里，该校每年考入复旦大学的学生人数为省内最多。

但是类似传言还是在昆明其他几个重点高中传播开来。

昆明市一重点高中的老师王文（化名）向复旦大学招生办致电询问，得到的答复是，“云南学生接到的冒名电话，来自昆明市一个固定座机，但是回拨过去已显示‘号码不存在’”。

已不存在的电话号码使真相愈发扑朔迷离。王文认为，从其所在中学掌握的情况，学生接到的冒名电话也有可能是家长所为，“招生暗战早已不局限于高校，学生之间、家长之间相互拆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广东，此事同样是一桩悬案。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复旦大学广东招生组工作人员表示，到目前为止，尚未接到受骗考生的求助电话。

而被指为欺骗者的上海交大自称在广东同样也遭遇到复旦的“狙击”。一位上海交大招生组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志愿填报系统临关网前，已和上海交大签署预录取协议的学生陆续接到来自复旦招生组的电话，“此举意在让学生‘反水’”，交大招生组该工作人员说。

7月5日，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称学校已经要求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对上述说法亦未做回应。

而在争议的另一端，上海交大招生办主任陶正苏也已封口，“我们与相关院校之间的争议已经移交上级主管部门处理”。

抢地、抢时、抢学生

有一年，复旦曾在半夜12点半说服一名学生前来报考，凌晨2点就被人大挖走。

究竟有多少考生接到冒充者的电话，多少考生因此更改志愿改填“上海同城另一理工科院校”？时至今日，双方均未充分的“证实”和“证伪”。

这场被教育界称为“撕破脸皮”的对抗，双方都气势汹汹，最终不过是点到为止。

在目前招生工作激烈背景下，各类被招生院校视为危险的流言并不罕见。

6月26日，清华四川招生组在微博上辟谣，提醒那些被清华大学认定的自主加分同学不要通过提前批次志愿报考其他学校，不要轻信所谓入学后转入考生满意专业的说法。时隔仅两天后的6月28日，北大四川招生组又通过成都商报记者辟谣，称有人向高分考生散布不实短信，北大声明从未出现过违背预录取协议及招生承诺的情况……

高校招生办法各异，高招迭出。长期驻点，保证情报通畅，研究学生家长心理，宣讲和辟谣，侦察和反侦察，挖角和反挖角，已经使各地的高校招生越来越像一场谍战。有的高校按院系划分“战区”，分工负责各个省，有的则把招生老师派往籍贯所在省份，充分发挥乡土人情优势。

复旦大学招生组一位徐姓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为了能招收到徘徊在北大录取线上下的学生，复旦重庆招生组特地和北大订了同一间宾馆，住下之后才发现“这道理大家都懂”，里面已经进驻了六所著名高校，每天楼上楼下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冯玮是复旦大学湖北招生组组长、该校历史系教授，他因为连日来猛力发微博，揭露名校“招生内幕”一时成为网络红人。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招生组入住的酒店地理位置都十分考究，他们在湖北选择的酒店邻近省政府，正对省教育厅，“老百姓再不认识路，能不知道省政府在哪里？”并且该酒店是中国电信投资建设的，“可以保证网络畅通”，在信息时代这一点十分重要，网络卡壳带来的可能是重大的生源损失。

目前，考生的志愿填报都是在互联网上完成。学校向学生表达录取意愿的方式是签署预录取协议，而学生表示诚意的方法则是把志愿填报密码“交出来”。

事实上，凡是签署了预录取协议的学生，该校招生组人员都要求学生告知登陆密码，这是为了避免考生私下做任何变动，招生组人员亦能全天进行“动态监控”，冯玮将这比喻成为“随时观察敌情”。

招生组人员一旦发现进入不了系统，这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密码被更改——这名学生“反水”了。

情报迅速传达比什么时候都更重要。在各个省份，按惯例，北大清华两校都会在第一时间拿到排名表。随后是复旦、人大、交大等高校。“我们大致就能够圈出300名进入我们视野的考生，然后第一时间通过‘飞信’软件发送短信。”冯玮说。

时效的把握上清华一向是佼佼者。2011年湖北省理科状元王震霆在凌晨5点多接到班主任李轶的电话，班主任尚不知自己的学生已经成为了状元。而事实上，王的父母早在凌晨3点便接到了清华大学招生组的报喜电话。而当时距离分数公布时间尚有十几个小时。

反面案例也有，复旦重庆招生组的徐老师称，有一年，复旦曾在半夜12点半谈下一名学生，凌晨2点就被人大挖走。

招生界最著名的“挖角”事件发生在2007年，当时的重庆市文科状元黄文帝已答应就读北大，其后被清华大学劝说“反水”成功。

等北大重庆招生组的老师再次联系黄文帝时，他已经被清华“调虎离山”，邀请至清华园的荷塘边参加为期10天的“状元夏令营”。

“反水了！”

“我家房子漏雨的时候，他们在哪里？现在我女儿考了好成绩，他们全都出来了！”

在一位上海的招生工作老师看来，此次复旦交大的口水战更像是友军擦枪走火，他认为更应该去反对北清（北大清华）霸权。“每年都是北大清华先挑，再捡些剩饭剩菜吃。”

实际上最近几年，复旦、交大在北大、清华的强势招生攻势面前，已经很难招架，甚至面临着上海本土状元也被“洗劫一空”的境地。

在2011年上海“两会”提案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提出，北大清华零志愿，已经严重冲击上海两校的状元，建议取消零批次安排。所谓零志愿指的是北大清华在沪优先招生的政策。该政策是针对1998年以前，沪籍学生求稳不敢填报北大清华的情况，由上海市政府出面制定的。

但此后北大清华连年招招，上海本地两所名校在缠斗中渐落下风。

黄震统计后发现，零志愿政策实施十多年来，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高考状元人数已从平均每年2.5人跌至目前的0。但是，反过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高考之前，通过自主招生，上海交大、复旦大学比“北清两校”提前确定的本地高分考生人数总计已超过1000人，状元含金量已高度不足了。

复旦大学近几年来仍能争取到的少数外省状元，主要依赖于江浙地区对复旦的认同。2009年和2010年浙江省理科状元进入复旦，而今年江苏省文科状元孙曦进了复旦新闻系。

但是在其他内陆省份，被强化的“北清神话”已经牢不可破。为了防止高分考生报了北大、清华以外的学校，影响学校高考佳绩，“隔离”成为一些老师们保护高分学生的策略。

在湖北一著名重点中学，冯玮按照考生信息表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居然是班主任，冯玮要求见一见学生，这名班主任态度强硬的予以拒绝。

而在黄冈中学，甚至考生信息表上的联系电话都是空白。

“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文科前二十，理科前五十我们直接放弃了，绝对不会给他们打电话的。”在复旦大学招生组的工作人员手上会有一份名单，上面不仅有考生的联系方式，还有注明考生报告复旦的热情，“勉强”、“可争取”、“意愿强烈”……

这种甘拜下风的低姿态还是避免不了碰撞，刺激冯玮在微博上猛力抨击北大清华“霸权”的是一周前的一次重大挫折。

宜昌夷陵中学的理科生高明全省排名第57位。直到7月1日上午之前，冯玮还在庆幸为学校招来了一位高分考生。一位同事却突然冲进门来报告——高明“反水”了！

6月27日拿到了学生排名名单之后，冯玮即电告高明要找她见面。

当天中午，冯玮与校方领导吃饭。席间，冯玮避至无人处给高明打了一个电话，两个人约在下午两点在酒店大堂。下午两人如时会面，谈话尚未结束，就连续有三个电话催促高明回校。

6月28日，高明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和冯玮签预录取协议，复旦所承诺的是高明心仪的经管实验班。回家之后，文弱的高明给冯玮发了一条短信：请保密。

谁知悲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最终高家未能顶住压力，改报了北大。

冯玮立即给高明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一端，高父大哭道：“我受不了了，我已经崩溃了。我家房子漏雨的时候，他们在哪里？现在我女儿考了好成绩，他们全都出来了！”

7月6日，照冯玮的转述，高明的父亲在电话里称，自从孩子考出高分，家里就从未“消停”，由各路人马组成的说客纷至沓来，其中有区领导、教委领导、学校领导、高父所在单位领导、“能说上话”的亲戚、朋友和同学……

也有竭力自救最终暗渡陈仓的例子，今年中部某省一位签署了复旦大学预录取协议的理科考生，按照学校的意愿填报了北大医学部，数日之内，他的志愿填报系统上都写着北大医学部，然而临近关网前两小时，他突然改填了复旦大学某专业，成功实现了“胜利大逃亡”。

政绩冲动

“高校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学生，有时就会做出丧失教师尊严、原则和良心的举动。”

面对北清霸权的指责，一名北大湖北招生组工作人员进行了辩护：“对比港台，台北大学和香港大学完全可称为一枝独大，而大陆至少两所超级名校的存在，相互之间能够相互制衡”。

但他也对目前渲染过度的“北清神话”十分反感。今年，这名北大湖北招生组教师因为招生工作到湖北中部某地级市，两所高中已经挂出醒目的红色条幅，一条写着“今年本校上北清线二十人”，另一所则直接写上“本校已被北大清华录取三十人”。

彼时高考分数刚在几小时前发布，“北大和清华的人都尚未确定自己的提档线”，在询问后两所高中的解释是，“我们是根据去年的分数线来定的”。

甚至一份当地报纸会赫然写着某校今年谁以多少分考入北大，然而“这个分数离北大还有距离”。返京之后，北大湖北招生组一教师不断接到多位学生的质问，“为什么他比我低也能进北大”。

入读北大清华，不论对当地政府还是老师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绩，对学生通常也有经济上的奖励。

湖南石门县安监局出台了三条激励“创学”措施，凡干部职工子女考取北大、清华的奖励10000元。湖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曾为分别考上北清的两位学生各颁发10万元奖金。在重庆某县的行情是，考进一个北大清华，奖励老师8万元。

一所高中体现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就是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人数，各地区的重点高中也是借此打出名气，招徕自费借读生。

因此但凡考进北大清华的学生都能拿到五万到十几万不等的奖金，不仅如此，该考生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也能拿到几万的奖金，奖金的额度每年都在递增。学生一旦踏上了北大清华线，即使是北大清华的冷门专业，也会受到来自于学校和老师异常强大的压力。

至于这个奖金从何而来，以重庆为例，有重庆市级奖励，还有所在的区县级奖励，再有高中给的奖励，至于学校的奖金从何而来，自然就来自于这些自费借读生，构成了一个循环。

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某省让学生填两份志愿表，一份志愿表上完全填北大清华，这份志愿表就悄悄地先送给两所学校，如果录取了，第二份志愿表就不投了。没有录取上，就把第一份志愿表撕了，把第二份志愿表做正式的投给其他学校。

在清华招生办主任于涵看来，乱抢生源是系统问题。“求爷爷告奶奶式的招生办法并不是大学教授们想做的。”他曾经在招生一线工作做了五年，去年刚刚成为招生办主任，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和北大定下了君子协定：今年不再对外公布招收的状元数。

从十年前，高考志愿填报开始改为“知分填报”，于涵认为这对考生有利，而对学校看似有利，而实则使之变成了明码标价的交易行为。分数就是价格，分数形成了绝对的权力，而忽略了教育的根本。“在知分填报的体系下，高校和学生都进入一个局，都在玩抢生源游戏，学生成了卖家，高校成为买家，各家拼得厉害。高校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学生，有时就会做出丧失教师尊严、原则和良心的举动。”

“我们的教育制度就是等级制度，有一本二本三本，高校自己有正部级副部级，还有985、211、普通本科。”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这种等级化深入中国所有办学体系之中。”

“现在甚至连高中也在互掐，这个局面很危险，完全突破了底线，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再这么下去，我们会有很大的危机。中国所有的大学会失去所有人的信任，人才可能会全部流走。”熊丙奇说。

可以预期的是，诸如以上的招生谍战，并不会因一场骂战而终结。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截至7月6日，香港大学已经确定录取17名各省状元，这个数字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对此，于涵忧心忡忡，在他看来，现有制度下内地高校无法与香港的大学竞争，“束缚太多了，要按计划按分数录取，没有真正的自主招生权。港校有很多选择，他们可以面试，可以拒状元，我们能吗？”

目前除北京市三名并列的文科状元已经属意港大之外，另一名北京市理科状元也有可能最终选择港大。而卷入此次骂战的两所名校所在城市——上海的两名文理科状元，同样没有再选择北京，而是把未来寄托在了大陆之外的香港。

◎香港大学的诱惑

一方招生收获颇丰，一方网络口水战抢夺生源，每年此时，这样的招生大战总在上演。事实证明，突击战终究是靠不住的。

据香港媒体3日报道，港大已确定录取内地省级高考头名11人，市级状元6人，相比2010年人数增加近一倍。此外，内地考生申请到香港院校就读的人数，较2010人年增长12%。《北京晨报》7月3日报道称，2011年，港大共收到10362份内地学生的入学申请，较去年增加1300多份，升幅达14.8%。其中来自广东、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申请占了多数，各有千余份。

据了解，港大今年将为30名内地优秀学生提供每年16万港元的全额奖学金，另外为60人提供全部学费或一半学费两个级别的半奖。其中3名北京头名均获得港大全额奖学金。

与港大的丰收不同，内地名校之间正在上演一出争夺优质生源的“口水战”。复旦大学招生网站上的一则声明，骤然将国内名校为争夺优秀生源而明枪暗箭齐施的招生大战公之于众。

内地名校“掐架”

2011年7月1日，复旦大学招生网发布《关于部分省市考生受骗修改志愿的严正声明》，称有人冒充复旦老师致电考生说之前与复旦签署的协议取消。声明原文中称此行为性质恶劣，道德败坏，严重损害了广大考生的利益。

据复旦招生负责人介绍，此事最早是在山西发现的。《潇湘晨报》报道称当时有一名报考复旦的考生，连续接到数个自称复旦招生老师的电话，打听该生的估分成绩，还建议考生修改报考志愿。复旦随后又连续接到广东、云南、湖北等地考生的来电，询问是否取消了之前签署的加分等预录取协议。“为了防止更多的考生被骗，我们不得不发布声明。”复旦大学招办副主任徐宏波说。

声明一出，引发了网上关于高校自主招生选拔录取中生源争夺的“口水战”，甚至有人直接将此事的矛头对准了上海交通大学，认为是其在背后“挖”复旦的“墙脚”。对此，上海交大招办也在官方微博上发表了声明，称“本校招生老师无人冒充其他院校老师通知考生取消其与他校所签协议”。

截至目前，两家高校均将声明从官网上删除，口水战暂时停歇。

选择港大的理由

近几年的招生结果显示，内地学生赴港读书的人数正在逐年上升，香港的部分大学在内地的招生人数也在逐渐增加。2000年，香港大学开始在内地招收自费大学本科生，学校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英语成绩和面试成绩三项成绩综合进行选拔。对于选择香港大学的理由，内地的考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2002年北京李氟钠作为清华新生参加了赴香港大学学习的选拔，虽然高考分数不高，但凭着出色的英语表达能力，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最终进入香港大学化学系。李氟钠说：“在国内读书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在港大许多事情都逼着你去做。”

香港大学助理教授刘俏认为，港大的优势首先在于国际化。港大50%的教师来自海外，包括美国、欧洲等等，师资力量与教学水平均得到国际认可，这些都不同于国内的部分名校，教材老化，信息封闭。想要尝试不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成为许多考生选择香港大学的理由。

功利化之害

两方对比，港大更注重以国际化的视野进行“学生全面素质培养”，国内学校更看重学校名气，就读状元的多少被当作教育质量、学校影响力的一个标尺。《人民日报》就此评论，“生源崇拜”只是“分数崇拜”的延续。高分不等于优质，招收的高分考生多并不等于学校一流。尽管这样的常识已被讨论了多年，却还是难成共识。这当中，有选材标准单一的原因，有评价体制不够合理的原因，也有高校自身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原因。

一切以优质生源为先，这样的认识本身正佐证着对于教育结果的功利化评判和对于教育本质的功利化认知。高校追求的不应是分数化、状元数的政绩，而应该努力实现对人才的尊重、个性的培养、创新能力的塑造......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慢慢解答钱老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根深难题。

◎闹剧？还是恶性竞争？——高校生源争夺“口水仗”落幕

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招生“暗斗”变“明争”，捅破了高校招生最后一层“窗户纸”，也让社会看到了这一领域的“潜规则”。

"闹剧"收场

事件始于7月1日，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复旦大学招生办发表措辞严厉的《关于部分省市考生受骗修改志愿的严正声明》，称有人假冒该校招生教师“怂恿”高招预录取学生修改志愿，复旦将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7月2日，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通过其官方微博上进行回应，称 “本校招生老师无人冒充其他院校老师通知考生取消其与他校所签协议，对一切捏造事实、诋毁我校的行为，依法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直指有关‘考生受骗修改志愿’的部分言论影射了交大。

其后，复旦大学湖北招生组组长、历史系教授冯玮又在其微博上披露“招生内幕”，指出清华、北大为抢生源也连出怪招。北京大学上海招生组组长林纯镇教授对此否认。

7月4日，新华网报道称，复旦大学招生网站和上海交大招生办微博上围绕“复旦高招预录取被称取消”事件的相关声明均已撤下。有关高校的人士向记者表示，此事件将由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解决。

高校招生竞争历来有之，但从“暗战”转入“明战”，甚至在官方微博上互相发表声明却非常少见。复旦大学招办相关人员曾表示，他们接到过不止一起 学生和家长反映，上海某工科院校老师自称是复旦老师致电考生，称考生此前与复旦所签协议取消，并给考生承诺，只要填报上海某工科院校，可以进入更热门的专业，获得更优厚的待遇。

生源争夺战：明争暗斗

这场充满火药味的盛夏“暗战”曲直难断，但离不开一个大背景，即近年来名校饱受诟病的“生源争夺战”。

近两年来，“北约”（北大、复旦、港大等）和“华约”（清华、交大、南大等），作为中国高校联合自主招生的“两大阵营”，这一本被寄予改革希望的招生手段已经陷入了恶性竞争的质疑声中。

以湖北省为例，据《长江日报》报道，6月25日，湖北高考成绩公布，几所名校在鄂的招生组对高分段考生的“围追堵截”便接踵而至。

据悉，这些名校招生组手里的名册上，考生姓名、高考成绩、全省排名、毕业中学、联系电话等一应俱全。 “为了能让我们在湖北多招学生，在湖北省公布成绩当日，我们就拿到了高考考生的信息”，某招生组负责人透露。

据悉几所名校手里的高分段考生不完全相同，有的是前200名考生的信息，有的则是前300名。

复旦大学湖北招生组冯玮告诉记者，高分考生可能同时有好几所高校都在联系。“一次联系就搞定的考生几乎没有，签约的考生中平均每人都要联络8次。”

但有的考生留的联系电话是班主任的，有的名校提出要与考生联系时却吃了“闭门羹”，“这意味着该考生已被别的名校圈定了”，某知情人士称。

此外，签预录协议也是名校圈定高分考生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不到最后一刻，即便事先签了协议也会“改嫁”到其他高校。中国科技大学湖北招生组负责人就披露，此前入围该校自主招生且签订了录取协议的考生，因高考中发挥较好，最后也改嫁到了其他高校。

教育恶性竞争

据一财网报道，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认为，大学希望找来好学生，这无可厚非。

不过，他也对记者表达了担忧：名校办学目标一样，选人标准也一样，大学教育的同质化严重，只是争夺总分高的学生，而不是与该大学培养目标一致的学生。“最不好的是，高教同质化绑架了基础教育同质化，素质教育理念无人说错，但评估学校的指标不变，学校和家长自然要全力追求。”

“今年930万高考考生，上海财大只招1000余人，那些名校招的学生也有限，有什么好抢的？又不是僧多粥少。”上海财经大学招生办主任魏立东告诉记者，“志愿是学生的志向和愿望，争夺生源的学校没有很好理解这两个字。”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想。何为生源争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给出了辨析。

熊丙奇表示，纯粹的抢生源应该是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目前高校自主招生的核心一直不动摇，“一个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他认为，改革的 方向是一名学生可以拿到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根据这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声誉和教育服务（提供的奖学金、助学金）再做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有 充分的选择权，而面对学生的选择，大学必须想方设法提高教育质量，争取获得考生的青睐。

熊丙奇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北清神话”以及名校“抢生源暗战”，都不是真正意义的抢生源，其中涉及招生政绩等更深层次的东西。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梁木生教授此前也曾参与招生工作，他认为，一些高校“唯高分论”和地方政府的“唯GDP论”其实是同一逻辑，对于地方政府、学校以及毕业班老师，都可以根据上一本线人数，文理科头名和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获得各种奖励和资源。

湖南株洲职工大学副校长周京平则认为，争夺优质生源，其实是教育恶性竞争的表现之一，表面上看，似乎是重视人才，实际上恰恰是不尊重学生的选择，只图自己的虚荣和轰动效应。

◎高校战争：北约、华约、三国杀？

高校自主招生联盟“混战”始末

■自1952年中国首次统一高考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部分高校联合招生考试。中国最顶端的高校将结束“混战”，而以集团作战的态势进行招生竞争。

■清华联盟曾数次以不同渠道向北大试探发出邀请，以求建立“强强联合”的超级联考同盟，但北大迟迟没有做出回应。

进入2010年11月，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街头巷尾，那些穿着中学校服的孩子们口中的高频词汇多了两个——“北约”、“华约”。这时，如果你以为他们谈论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是华沙公约组织，那么抱歉，你OUT了。

他们谈论的是攸关自己身家前途的高考话题——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自主招生联考同盟被人们戏称为“北约”，而“华约”自然是指清华大学所在的七所盟校。

自1952年中国首次统一高考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部分高校联合招生考试。最为惹眼的是，中国最顶端的高校将结束“混战”，而是以集团作战的态势进行招生竞争。

11月25日，“高校战争”再次升级。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八所以工科见长的高校在各自网站上同时发布八校将合作自主招生的消息，并签署《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

至此，“北约”与“华约”的PK升级为“三国杀”。

这场空前的高校结盟是怎样酝酿成型，步步升级？它对于中国一直呼声甚高的高考改革意味着什么？引起广泛争议的高校自主招生又将在“联合作战”的硝烟中走向何方？

高校大事件：结盟

2009年5月1日，地处沈阳的东北育才中学迎来60年校庆。一批不为人熟知但却对招生方式有着直接影响的重量级宾客也齐聚在这里，而他们的决议将酝酿一场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事件。

他们就是全国各地名牌大学的招生办主任。在这次校庆活动上，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孟芊向三四家招办主任第一次提出了由专业的第三方设计考题，多所高校联合自主招生笔试的思路，得到了一致赞成和响应。

2003年起，教育部开始试点高校自主招生，7年来已有近80所学校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同时自主招生规模也在逐年扩大。以2009年为例，北京大学在全国招生2650名，其中获得自主选拔录取资格考生有1181名；清华大学当年计划招生3330名，通过自主选拔获得录取的有1075名。

然而随着自主招生规模的扩大、报名考生的急剧增加，“牛校”们的招生工作者也感到苦恼日益增加。招考工作的经济成本日渐成为高校的一笔重负，而各地考生前往不同高校笔试、面试成本增加也逐渐成为争议话题。

于是，当顶级高校清华大学的招办主任孟芊向同行们提出“联考”时，几个招办主任一拍即合。尽管如此，这些长年从事高考招生工作的主任们明白，高考在中国的国情下是特殊而敏感的议题，他们只能小范围试点。

很快，2009年10月，清华大学与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安交大协议结成“五校联考”，并且在2010年1月16日进行了自主招生选拔联合笔试。

尽管孟芊一再强调选择合作方的三项原则——水平相近、理念相通和技术准备充分，他也承认，这五校的“联盟”有一定偶然性。“有的是因为那次活动没去，那次去了的学校，又不一定适合这些条件。”

但很多人一望便知其中的微妙之处，“联盟”一开始就使得高校招生的竞争更增几分紧张的味道。清华的“老对手”北大并没有入盟，而是继续“校长实名推荐”制度，同时与香港大学和北航联合自主招生考试。

据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清华联盟曾数次以不同渠道向北大试探发出邀请，以求建立“强强联合”的超级联考同盟，但北大迟迟没有做出回应。

直到今年11月22日，北大联合复旦等六所学校同时在招生网上发布公告，七校将举行自主选拔联合考试，以联考成绩作为录取参考标准，并表示“之前确有动议，研究是否‘985’高校联合举行自主选拔测试工作，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此前，10月23日和11月20日，浙江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加入清华五校同盟。至此，“北约”、“华约”对峙格局正式形成。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

在两大集团竞争事态形成后，有公众发问北大一方“为什么不和清华同盟组成更大规模的联考”，北大做出的答复是：“如果‘985’高校的自主选拔都统一成一个模式，将会对高考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造成极大影响。”

高校们的“拉帮打群架”让全国舆论哗然，质疑声集中在对“结盟”目的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争夺生源的“掐尖”大战。“神仙打仗，凡人遭殃，”重庆一位要求匿名的重点中学老师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北大清华争着把优秀学生捞一遍，弄两个帮派。”

东南大学招办主任池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抢生源是必然的，这是无法回避的。但是不同的学校也有不同的思路，包括学校通过培养理念的不同选择有不同优势的学生。”

北京理工大学文科学部主任委员杨东平说：“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的招生本来就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选拔性考试，全国统一高考不也是在‘掐尖’吗？”

依据往年经验，北大和清华的自主招生考试笔试通常安排在同一天进行。也就是说，两所高校指挥这些优秀考生提前“站队”——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北大和清华继续主导选择同天考试，那将意味着考生必须在中国最顶尖的20所顶尖综合性大学里“选边站”。

所有的人都在推测，包括匿名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的高校招生办主任，也都推测这两家联盟的考试日期一定还是同一天。11月26日，“华约”联盟率先公布了自主选拔初试时间为2011年2月19日，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北大。

11月27日，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人们惊喜地发现，两大同盟在考试时间上妥协了。北大招办在凌晨透露，北大等13所高校2011年自主招生联考时间敲定为2月20日，晚于清华七校1天时间。

当记者把消息告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三学生高鸣和邓少骞时，这两个“尖子生”几乎不能相信，反复询问记者，这是真的吗？

被裹挟进自主招生考试竞争的不仅仅是尖子考生，还有那些进退失据的大学。有媒体报道，一所某联盟内部的高校招办主任匿名声称入盟是“被形势逼的”，否则“别人结盟，自家就将被边缘化”。

但浙江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夏标泉向记者否认了这种说法，称同盟内部合作愉快、沟通顺畅。

集团对抗：未来趋势？

逼近11月底，北京一位教育口的跑线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打电话给所有熟识的招生办主任时，他们都告知自己在广西南宁“开会”，但开会的具体内容“不便透露”。

南方周末记者得知，这是教育部直属约90所高校关于招生工作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自主选拔的工作办法》的初稿。其间，招办主任们在舆论压力下也讨论了不同联盟的自主招生考试是否应当错开时间，但并未就此形成决议。

此前《中国青年报》报道中有两位匿名的“盟内”招生办主任，他们对联考制度作出了大量的负面评价，诸如“（联考出发点）就是为了垄断生源，其他都是说辞”，“我们压力太大了，现在骑虎难下”，等等。大家也纷纷猜测这两个高校招办主任是谁，如同都市白领喜爱的“杀人”游戏。

“联盟里面的关系很微妙，我们也不能细琢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前北大附中校长康健说，“谁决定入哪个联盟，可能也有很多偶然性，比如跟校领导的喜好有关，也可能就根据时下的风潮来决定。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过两年很快加入、退出，甚至‘跳槽’都完全有可能。”

但无论如何，随着第三联盟的出现，自主招生联考几乎囊括了中国最优秀的三十余所高校。

“集团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被默认为一种发展趋势，很多其他教育部直属高校也在纠结于是否入盟，或是干脆另结联盟。

另一方面，关于自主招生考试的利弊讨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最大的争议之一在于，目前取得自主招生考试资格的学生大多来自大城市的重点中学。记者电话采访了福建、四川、安徽等地的欠发达地区中学，他们听说了“北约”、“华约”大战，但都表示不是很关心。福建省宁德市民族中学的高三教师陈驹说：“好像对我们农村和县城的孩子越来越不利，这种考试，我们更加比不过城里文化氛围好的富裕孩子。”

针对这样的声音，除了对困难地区的困难考生提供面试补贴，清华大学联盟今年已经推出了IPV6远程面试，距离学校1000公里以上的地区考生通常不再需要到北京来。同时，清华大学今年还专门推出“B计划”，专门针对长期生活在欠发达地区，各方面素质又很优秀的考生进行自主招生优惠。

“这些孩子‘给点阳光就灿烂’，当你把教育资源补齐的时候他的表现会非常好，”孟芊说，“这种叫好又叫座的事情为什么不干？”

在高校联考的争论声中，也有学者一直在呼吁不要过分关注招生，而忽略了教育改革本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说，“那就是只顾收获，不顾耕作。希望中国社会不会变成‘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

◎朱清时：“历史大变革的时候，机遇最重要”

南方周末2011年6月22日头版《南科大内忧》专题，报道了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和港科大三位教授在南科大办学理念和改革路径的分歧和争论，引起公众强烈关注。双方分歧的关键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搞？西方的教育规律，应该如何借鉴？本期南方周末记者就此再访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并就港科大创办相关问题访问了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以向读者诸君呈现他们对改革的不同思考。

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有机遇。机会稍纵即逝。“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对教育制度的冲击太大。尽管只是少数几十个人，但如果做成，榜样作用很大。

“摸着石头过河，深入我的骨髓”

南方周末：朱校长，按照您的理念，南方科大当时招生是“时不可失，哪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而港科大的创始理念是，所有东西都具备后，招生才能上马。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思维的分歧？

朱清时：港科大三教授走之前，我们经常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李晓原教授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要建立大的框架，不能再等副校长到位。他们三个人想先把框架做好，而我给他们分配的工作是招聘人才。

香港科技大学请了二十多人做专家顾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帮南科大搭建框架。他们希望将框架搭好后，以后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填。但我认为这行不通，必须得让自己的骨干来定。有哪个大学的框架，是让别的学校来定？哈佛大学的框架能让麻省理工学院来定吗？港科大的框架能让港大来定吗？港科大的框架，是吴家玮请了六七十个人一起讨论，争论许久才定下的。这也是教授治校的理念。

我们真正的区别，不是要不要制定这个框架，而是怎么样制定这个框架。我一直鼓励他们做，但先不确定。等到我们的骨干进入之后，大家一起确定，让骨干有参与感、有发言权。所以我就说：“大的框架，李晓原先生先做草稿，但定稿应由副校长与核心团队来确定。”

我与他们的最主要区别是：一定要先引进最骨干的人，比如副校长、院长等，我原想让港科大的三位老师来担任的，想请李晓原暂任副校长，还有一个是理学院的暂任院长，一个是工学院的暂任院长，全职工作一两年，成为南科大的人，这样才能让工作到位。但他们不愿意。

南方周末：那如何让学校的骨干来定大学治理的框架呢？

朱清时：今天（2011年6月24日）我们刚开完会，要引进8个很优秀的人，一个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我们给他副教授，他也愿意回来。

我们引进人才的时候，就在商量：这些人是一流的，学校的规划、学科设置，自然而然就讨论出来了，因为人才是一流的，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会根据中国、深圳的国情，经费的情况，把规划等都制定出来。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方法，先引进一流的人才，这些人再制定规划。

我们最不能做的，是先雇一个外国的人，哪怕是个高级公司，先帮你规划好，再招人填进来，按照规划去运行，这个是行不通的。一个学校的规划要是自己的骨干制定的，才容易推行。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这么着急上马，先把45个学生招进来，而实验室也没有建好，教学楼也未完全建好，老师也尚未完全到位？如果失败了，会不会很不值？

朱清时：我当了十年的中科大校长，很清楚常规办学如何办。招收45个学生，我用中科大的经验，用深圳的财力，聘用最好的老师，就能够把学生教好，一个班，并不难。张伯苓当初办南开大学，初期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数学系是姜立夫教授，物理系是饶毓泰教授，这个教授什么课都讲，学校的几个工友就是管理团队；学生也不多，但培养出了陈省身、吴大猷等大师。现在我们就一个班，如果有六七个好老师，那么两三年的课就能够上得很好了。

我可以每个礼拜请一个院士来，给学生上课、座谈，让这些学生“吃小灶”，没有这样做是怕增加学生的负担。我觉得我的经验和资源可以保证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学生和家长都很支持，没有哪个大学的新生能受到这样好的待遇。

不是牺牲他们，并不必要把所有的东西论证好了才能做。要等所有的东西论证好，那是要办个几千人的大学才需如此。像45个人的班，我知道如何运作，甚至连教学大纲、课程设置都只需按常规先试，这些在我脑子很清楚。我只需要请到好老师，招到好学生就行。

学生和家长最担心的是我不干了。家长们的文化水平都很高，敢把孩子送到南科大来。他们的孩子学到了真本事，见到了大师。这件事最权威的其实是他们。他们说：不是我“绑架”了学生，而是学生“绑架”了我（笑）。他们知道我如果辞职了，我就轻松了。我如果在这里，他们的小孩才有前途。

南方周末：你的思维类似“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是这种改革思维主导了你的教改尝试？

朱清时：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有机遇。两年前，正好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合适的时候，我到北京找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汇报，他支持。广东省委领导很快也批示支持。尽管没有文件，但对我已经很重要。很快我们向深圳市政府打报告，请示“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市政府也同意了。我们与学生召开家长座谈会时，都挤爆了。教育局副局长也与我一起讲话，他们也来宣传。

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对教育制度的冲击太大。尽管只是少数几十个人，但是如果做成，榜样作用很大。这种改革的机会不多，如果我不赶快招，现在根本没有机会了。

教育部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人，部长表态，还有很多副部长、司局长、处长的意见。所以到后来，教育部下文件，让我们的学生去高考，这时离高考就只有十多天了。教育部的态度一变，深圳市要与教育部保持一致。那我们就失去机会了。

南方周末：你是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朱清时：对。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型期，不像香港那样几十年保持大致不变，所以香港科大的创始人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准备就行。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像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生活几十年，深深知道成功的第一要素是机遇。这也是我们与三教授的区别所在。

我也受到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影响。当机遇出现的时候，就有了天时地利人和，没有经验就可以创造经验。港科大三教授像工程师一样，要把一切都设计得好好的，然后再按部就班地做。

当历史大变革的时候，机遇最重要，比计划更重要。我是从骨髓里理解这个。我在中科大时，对学生讲得最多的就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感知机遇、抓住机遇、把握机遇。这是中国国情下，要做成一件大事最为重要的。

南方周末：那么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公开信里，有没有合理性的成分？

朱清时：合理性的成分，就是要科学规划，事先考虑，避免失误，避免走弯路，合理地结构各种课程体系，这些是可取的，我完全接受。

“领导变动之后，就要重新思考一次”

南方周末：深圳市政府一开始是想办一个技术性的大学，朱校长现在的想法则是给中国教育改革做一个实验。市政府与学校领导之间的目标不一样，两方又是如何处理的？

朱清时：深圳市决定筹备南科大，是在深圳上届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关于南科大，他们并不急功近利，不希望它马上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服务，他们觉得，深圳要变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需要有一个高等研究机构、一个世界上有声誉的大学。深圳国际地位高了，投资才会大量涌入，比直接提高人才更有价值。

我9月份来报到后，深圳换届，中间就有一个过渡期。新上任的书记市长，一来工作千头万绪，非常忙碌，二来对南科大该怎么办可能没有彻底想清楚。这就是中国特色。领导变动后，要重新思考一次。大的如学校办学方向、定位，要重新思考、决定；小的如我们的待遇，也都得重新讨论。

南方周末：在这样的转换期，你碰到了哪些难题与压力？

朱清时：南科大还在沿着第一届班子留下来的方向往前努力推进、冲撞，但新班子没有想好，市政府很多事情没有管，我们做起来就分外困难。

与教育部的交往也相似。最早与教育部协调好了，就是部长袁贵仁的讲话，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他都同意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教育部似有转向。比如像“自主招生、自授文凭”，部长同意，省委领导也批示，我们以为没有问题了。但他们没有下文件，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南方周末：与新一届领导打交道，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朱清时：彼此一定要很好地沟通。最近我向书记市长详细汇报了一两次，主要想说明我们究竟要干什么？对深圳有什么意义？我感觉他们也很想办好南科大，与他们详谈后我的信心大多了。

我也很清楚，很多事情不是一次就能完全讲清楚的，需要反复讨论。我们需要与政府很好沟通，求得理解。南科大是深圳办的，深圳市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是绝对重要的。

南方周末：那你对南科大的改革与深圳政府还有信心吗？

朱清时：还是有的，需要给深圳的本届政府领导一个思考与观察的时间。

“该政府出现的时候，政府应该出现”

南方周末：听说上级对南科大教改的事也很关注？

朱清时：是的。昨天（2011年6月23日）他们派人来调研了。他们是全心全意希望南科大办好。他们站在全国角度，认为南科大这样一个政府进行教改的形象，是输不起的。如果办砸了，民众会怪罪，政府也不愿意看到。他们昨天来，就是与目前铺天盖地关于南科大的争议有关。

他们希望南科大走出困境，他们也在思考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其中讨论的一个重点议题是政府有无缺位，因为广东省教育厅没有到南科大来考察过，而南科大是省属高校呀！

南方周末：但政府如果太主动，会不会与“去行政化”产生冲突？

朱清时：这是两码事。该政府出现时，政府应该出现，比如我们要获取许可权。他们认为南科大要发展，必须让南科大作为一个教改特区，这必须政府出面。南科大需要资源，需要政府去争取。

政府不是来干预南科大，而是帮南科大争取外在条件。这与香港绝对不同。香港政府是无为的，没有教育部。政府只是出钱组织一个董事会，成员还不全是政府官员。

而我们的条条框框限制得很死。我们要挣脱束缚——这束缚有些还是法律法规，只有政府出面才行，我们去干，别人就说我们违法。

“我不做逃兵”

南方周末：现在南科大遇到问题，你如何面对这些压力？

朱清时：有两种可能，第一是我向市里推荐一个比我还强的人，作为下任校长。我现在最大的弱点是年龄太大，精力不行，我的身体现在已经透支很多了。找个好的接班人，我会退出，非常高兴地去享受我最喜欢的工作和晚年生活。当然，之前我要把南科大的工作安排好，让南科大良性发展。

另一种可能是，我的特点就是越困难越有劲，越要想方设法干好。如果最困难的时候我走，那就成了逃兵了，南科大会垮的。所以在没有选到接班人前，我会顶住，把南科大往最好的方面推进。

我现在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南科大在全球（2011年4月，美国《科学》杂志亦对南科大教改作了报道）、全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吸引了很多人才，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献身的地方。这是南科大很好的名誉资产。现在一批批的人才开始聚集，我还未见过国内的哪所学校像我们这样引进人才。

“宽容改革者”

南方周末：你退休了之后，又成为了改革者。你希望媒体、政府应该如何看待改革中的人与事？

朱清时：就两个字：宽容。改革者做的事，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让大家理解的，而且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分歧总会在改革中存在，不能说我不理解，社会舆论就要将其扼杀。政府也是一样，要宽容。如果一时不理解，没有看到成绩，也要让他们尝试，给他们机会。

允许改革者尝试，才有可能出现新鲜事物，产生多样性的社会生态。就像森林一样，各种植物都有机会去生长，去竞争。我们说要自授文凭，就是要让社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人才，不是按照哪个部门的标准来判定。这就是南科大贡献给社会的新事物和多样性。

我们争南科大的生存权，就是希望中国教育多样化。南科大这种模式，不可能成为中国教育的主流，这种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中国不可能办很多。但是这种模式最容易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州理工大学就是这样的学校。

◎“改革的关键是规划要清楚”——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谈港科大筹建

任何制度都会随着时间变化，但总有最基础的制度。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做法，不能今年这个做法，明年那个做法。对学生、对社会，这样都很不公平，不能持久做下去。

吴家玮，1937年在上海出生，后赴美留学，成为知名物理学专家。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作为一名关注内地高教改革的知名教育家，他从香港经验与香港视角出发，说出了对中国教改的建言。

“心态很急，但要有章法”

南方周末：香港科大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筹建的？港科大建校初期，筹委会主席钟士元将筹备期缩短了一半，六年变为三年。你们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筹备工作的？

吴家玮：还是说说当时香港人急于求成的心态，或许更有意义。

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生活了一个半世纪，由于天时地利，经济上进入了小康，社会相对稳定；当时面临1997回归，心里不踏实。内地的改革开放又让传统工业大举北迁，影响到港人的就业前途。因此有知之士——包括当时的港英领导人，觉得香港必须走向高科技，带动经济转型，并且不能久等。于是，1980年代，香港决定兴建第三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这是六年变成三年的背景。

南方周末：这样的心态之下，会不会显得仓促？

吴家玮：我在回香港前十个月，已在搭建港科大的框架。那时我还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每天晚上8点钟回家后，就开始构想港科大的未来。好在有很多朋友帮我做这个事情。最多的时候，这个队伍有八十多人，都是义务的。核心的有十多个正教授，后来三分之二的人辞了职来参加港科大的筹建。

每一步应该怎么做，都已经想好了。第一步是先给学校定位，然后是确定院系架构、科研专业。一定要先把这些定出来。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完成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等工作，然后才进行招生办学。

我们先订下章法。治理架构、人事制度、招生程序是如何，一定要先确定。不仅是第一年，以后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任何制度都会随着时间变化，但总有最基础的制度。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做法，不能今年这个做法，明年那个做法。对学生、对社会，这样都很不公平，不能持久做下去。学校的学生人数很少，可以个别处理，但如果学生成百上千，又应该如何做呢？

我们理解到：制度、程度、架构，这些非常重要。先要有程序，才能有资源。资源不是政府给你钱就行了。你要任何人给你钱，尤其是一所公立大学，要的纳税人的钱，要有很扎实、务实、整体的计算，要有很清楚的规划，包括你将来有什么专业、有什么规划、有什么特点，要多少教研经费。没有计划，政府不能随便给钱。这些是建立任何机构的常规。

即使如此，仍然面临很多困难。但我们不会乱来，我们非常清楚将来的院系结构、专业设置、研究重点、能不能找来领军人物、来了之后我们养不养得起。

我们是一定要把学校准备得非常好，对得起学生，才让学生进来的。最后一个月有很多仪器放进去，最后一天，我们的图书馆长还在与同事一起，把书一本本放到书架上去。

南方周末：建校初期，面对过怎样的风波？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吴家玮：兴建期间，香港通货膨胀的情况严重，有人指责建校太多浪费，甚至指责预算出现了严重超支。另一方面，虽然港科大在兴建前曾举办过设计比赛，但最终出于功能和美观角度，我们并没有使用第一名的设计，这也受到当时香港立法局议员的质疑。这些批评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遇到这样的事，心里当然不好受。我们按部就班、规规矩矩地走，却受到一场“无妄之灾”。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就被人责骂。但我记得当时开玩笑说说，就让记者问吧！问得越多，科大见报率越高。新学校需要见报。没有一点争论，不见得是好事。我们依然按部就班地走就好了。

南方周末：如果有人想建一所香港科大那样的优秀大学，你觉得需要遵守什么样的程序？

吴家玮：港科大自己的经验是：需要有相应的程序，也需要有核心的团队。

第一是定位，包括：学术规划、学术架构、科研专业；

第二是章法，包括：治理架构、人事制度、招生程序；

第三是资源，包括：整体预算，基建计划、教研经费；

第四是团队，包括：顾问网络、核心人物、行政班底，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

一所大学里，人是核心，需要有一群有共同理想、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人。港科大这群同事里，特别令我感动和钦佩的，是那群既激情又务实、全心全意投入创校工作的教授们、职员们。也包括好几十位义务顾问、社会上和政府里某些有眼光有视野的领军人物。

香港政府最大的支持就是“说干就干”的决心

南方周末：香港政府给予了香港科技大学怎样的支持与限制？

吴家玮：最大的支持就是那种“说干就干”的决心。

最基础的支持，是经费。建造校园的经济支持来自政府与赛马会。设施方面的开发经费从原来的3亿元增加到13亿多。但真正说来，设施方面的开发经费真正一次到手的大概是7亿——其实远低于某些内地大学。

筹备期间，科大直属政府教育部门；有关资源方面的要求，都直接向教育部门提出，经过双方商讨后达成协议，有些当时就拨款，有些则要等到科大被纳入正轨后再由教资委发送。

至于限制，主要是各种官方的规章制度，包括教职员与公务员待遇上所挂的死钩、建筑规格上的死钩、购置设备的方式、日常运作的条文等等。加上那种必须与另外两所大学看齐的“一刀切”思维，包括英国式的本科三年制、两重的高考制度、研究生人数的限制、港外学生人数的限制等等。

比如每一封信寄出去，都需要进行登记，因为这是政府规定，防止有人滥用公家邮票，但实际上抄信封所花的人力物力，远远要大于省下来的邮票钱。

比如我们想多招收内地生源的学生，但那时每所大学只允许接受2％到4％的内地学生。

但这些问题，最后大多数都解决了。大家都看准了一点，大学也好，政府也好，社会也好，都是一条心，都想进行一点改变和改革，都非常愿意把科大办好的，就凭借这条心，就冷静地寻找办法，以既不违反章法，又公开透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抛弃以长官意志为主导的公务员文化”

南方周末：香港科技大学是如何借鉴西方大学的建校经验的？又有哪些是跟据“香港特色”作了改进？

吴家玮：科大创校的一群人，八成是华裔留学生，两成是外国人，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共同点之一是华裔同事的民族意识和外国同事的大同思维。之二是美国的务实创业的精神和有话直说的习惯。之三是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期望和信心。这些方面，与港英时代的观念和体制多有不同。可是大家都为香港好，都愿积极合作，一起在磨合中彼此学习、应变、结合。

如果说还有什么经验，从人来说，是我们对于民主与沟通的重视。

我记得建校初期，筹备委员会会议上，由于背景不同、思路差异大，会有很多争执。差不多每次开完会，麦法诚（筹委会秘书长）总是脸白面青地走出会场，咕咕哝哝地跟自己说：“满地都是血，满地都是血”。

但大家都能把人和事分得清清楚楚，开会时可以争得脸红耳赤，开完会立刻就是朋友。因为大家都是一条心，都愿意把大学办好，彼此不是对立的。

还有是我们对于程序和制度的重视。

早在筹备初期，当我还是唯一的教授，就定下了原则，大幅度削减香港大专院校传统中赋予校长的权力，抛弃以“长官意志”为主导的公务员文化。举例来说，当我们聘请一位正教授的时候，首先要经过学系、学院和学校三级的教授委员会审核、挑选，同步经过系主任、院长与副校长三位学术行政主管的复核与认同，最后再送给校长考虑聘任。除非在程序上犯了规，校长不能否决。资格不合的人能够闯过这六道关口而被聘任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

而且在遴选期间，校长和副校长不准插手。因此我每次与候选人面谈，就先申明：“我们之间什么都可以谈。可是我从面谈所获得的印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达给遴选委员会，避免对后者的独立判断产生影响。”

1988年4月，《香港科技大学条例》正式生效，香港科技大学立法程序完成。香港是个法治社会，立法看得很重。大学条例必须经过立法局三读通过，才能生效。

又比如，教授治校的原则一旦确定，就不容更改。

我记得建校初，一位杰出的留美政治学家被提名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某位校董看他的履历时，注意到他写过一本重要著作，里面所评述的主角是邓小平。在政治比较敏感的日子里，这本书令他有点担心，于是他问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主席钟士元回答：“这位教授是学人，学术著作自己负责，我们不审阅、不评议。”

“说实话，做实事，说到做到”

南方周末：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些经验，怎样移植到内地的高校？能否谈谈您对内地高等教育的一些观察与建议？

吴家玮：大学有很多种类型，我只熟悉研究型大学。我看到我们国家的一些研究型大学，自由度也相当大，我们能做的，他们也能做。有些也已经开始小部分自主招生了。他们是有实力的，有很好的学术规划、院系架构、学术团队，聘请到很多有朝气的教师，甚至从港科大也挖走了不少教授。

但要改革，关键是要规划清楚了，让监管的人认为有道理的，认为是可信的。

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不同之处，不谈“移植”。再说，科大虽然在自己精选的专业里出了些成就，也有人说我们在学术研究和打破铁饭碗等方面帮助香港学界带来些改革，但是离创校时期的梦想还远得很，谈不上”移植“。

我认为内地高等教育发展得很不错，劲头非常足。我并不认同一些老生常谈，甚至“钱学森之问”。怎么说呢？我们当然十分敬重蔡元培、西南联大、梅贻琦时代的理念和作为，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办的是教学型大学，确实教出了一些人才。那么，过去十来年，高等教育普及到今天这个程度，教学型的大学不断培养大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怎能不说是可观的成就？就算很多人在出国后才出人头地，那不也是因为在国内预先打好了基础？这样说来，至少在本科教育上，我们的学校确实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不对吗？

至于现代化的研究型大学，必须依靠各种专业的特殊人才，组成团队，扎扎实实按部就班地发展。我所熟悉的一些研究型大学都在这样做，它们不断在出成果，也都不断在从事改革。给他们一点时间。

这样快的步伐进展之际，出现一些良莠不齐、欺诈造假的情况，应在预料之中吧。

如果科大的经验里有什么值得大家参考的话，我想可以很简单地总结：“说实话，做实事，说到做到。”

◎“南科大不能拷贝任何学校的模式”——朱清时回应内外质疑

2011年6月14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在南方科技大学专访了朱清时校长。针对外界及内部人员对南科大教改理念、办学路径等方面的疑问，朱清时一一做出回应。

全职教师只有两位——为高标准牺牲一点时间

南方周末：南科大的教师招聘工作进展如何？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授课老师中只有两位教授是全职的？

朱清时：招聘需要一个程序，现在刚准备就绪，明天（6月15日）就要召开第一次人才引进会议。现在已经有十来个领军教授的候选人，其中有四位院士，还有一二十个高水平的年轻教授候选。

之前有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教授的研究经费、住房等问题。还有评审机制，用什么方法来保证评审没有问题？

一年多来，我们经过了多次失败，现在委托中科大的人才办负责人来带我们团队做这件事，已经有条有理了。引进人才的程序很严谨，也很复杂。我们有8000多份求职申请书，把不够标准的剔除还有1500份。先初选出100份左右很有竞争力的；再重点调研，目前已筛选出20多位非常优秀的教授，首批就要引进他们。

所以我们一直在严守高标准。这就是我在“两会”期间说过的话：如果你要建世界一流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标准来选择。为此，就不能着急。

南方周末：这批引进的教授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朱清时：最早7月份就能到位，他们就等着跟我们签合同。关键就是启动经费给多少，我们希望开次会，把市有关部门都请来，让大家都表个态，如果说：这都是你们学校的自主权。那太好了，我们就自己做。如果他们说：还要商量，那就请他们赶快商量。

教师不够先招学生——教育部态度在变化，招生时机很重要

南方周末：既然招聘老师需要时间，为什么要这么急地把学生招来？会不会因此耽误他们的学业？

朱清时：你看看学生们的反应就知道了。实际上他们在吃小灶，都是大师级的教授在给他们上课，课程设置也很严谨。最权威的评判来自学生——他们是不是对老师讲课满意？是不是觉得有收获？

有人以为，办大学一定要门类齐全、老师齐全了才招生，这是种误解。我们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为中国的教改探路。不是按部就班地办个学校，而是看见机会来了、时机成熟了，就马上办教改实验班。这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已经引起全国人民思考了，已经有人走上这条路了，改革就不可回头了。

2010年决定招生，其实是条件最成熟的时候。谁都支持，教育部部长讲话明确支持我们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我们给市政府打的报告也都批复了，教育局都来帮我们宣传，市领导都支持。如果我们晚了，到今年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教育部等各方面的态度有变化。时机很重要。所以我们先招，然后全球聘请好老师来讲课。

南方周末：现在南科大有很多老师是兼职授课的，会不会影响教学效果？

朱清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时候，鲁迅也在北大兼过职，他在日记里面写几点钟去哪个学校上课，几点钟又去另一个兼职学校上课。很多有名的大学，早期都有很多老师兼职授课，关键看课程好不好，老师好不好，不在乎老师归谁所有。

南方周末：你认为学生在教育质量上最有发言权，但也有人认为，学生刚刚读完高中，并没有经历过大学，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好的大学教育。你怎么看待这种意见？

朱清时：这次广东省高考作文题很精彩：“回到原点”。教育回到原点，就是最朴实的一件事：学生有没有兴趣？学到东西没有？这点比任何大人、比任何教育家的评价还好。如果你跟学生说我把课程设计得很好，你去学吧，但学生可能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你就违反教育最基本的规律了。

现在南科大的学生觉得课程安排“堪称完美”，每门课上起来都很吃力，但普遍反映很有兴趣，也很有收获。我对我们安排的主讲老师都很有信心，他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教授，其中有3位院士，教这些课驾轻就熟。

南方周末：有人批评南科大首届实验班学生的年龄段跨度太大，你怎么看？

朱清时：这是我们的教育实验啊。我们昨天刚讨论了，要个性化设计每个学生的考核制度。比如苏刘溢才11岁，他显然不能坚持和十七八岁的同学一起上这么高强度的课。但他有他的天赋，可能有几门课上得很好，非常出色，我们就为他设计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他不一定要选所有的课，可以选最有兴趣、最擅长的，然后我们再配上一些必要的课，提高他的素质。我们还可以设计大学生研究计划，让他们做一些研究，可以当学分。

我们做的实验要在培养怪才、偏才上做探索，不要把学生都统一划齐。如果都划齐来管，那民国的很多大师都上不了大学，因为有些人数学考零分。中国这么大，为什么不允许一所学校做这样的实验呢？

南方周末：现在南科大是不是还没有制定出学生的4年培养方案？

朱清时：我们制定了两年的基础课方案，4年的培养已经有基本方案，还有待于专业课的完善，因为专业课的老师还没有明确。

我们45个学生，到时候有四五个专业给他们选就很好了。从7月份开始引进的人才，如果学生愿意跟他们一起上专业课，那当然也可以。

建校之初，这些事情不是很明朗，但这些学生的专业课是没有问题的，能够给他们上好。只不过，这是个微型学校，不像大型学校那样有几十、几百个专业。

南方周末：下学期和第二学年的课程确定了吗？

朱清时：确定了，昨天就在商量下学期课程。下学期继续开数学、物理，开物理实验课，不再上计算机课，加化学课；第二学年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骨干课程就是这些，还有英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

南方周末：下学期还会出现实验室不能开放的情况吗？

朱清时：物理实验室准备好了，下学期开实验课，这学期的确是没准备好。另外，学生上实验之前，需要一些基本知识。最好先有一学期掌握基本知识，做实验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自授学位是改革核心——给中国学生闯一条路

南方周末：你认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是教改核心，但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野鸡大学”也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

朱清时：没错啊，美国有哈佛大学，也有西太平洋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要靠社会来鉴定，西太平洋大学毕业的，找工作时都不好意思拿出毕业证书。我们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了，以后如果有野鸡大学也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好啊，这就是百花齐放，毒草也有，让社会来鉴定，这是最公正的。靠教育部鉴定，就把行政因素引进来了，这是现在很多弊病的根源。

而且，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给中国年轻学子闯了一条新路。今后，年轻人可以不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我们这条路做得好了，社会公认这些质量高的学校发的文凭含金量不亚于国家学历，那么我们就成功了，中国高教就多元化了，高考的难题就解开了。

其实我们一点不违法，不能拿国家学历教育的法规来套我们。教育分两类，一类是国家学历教育，还有一类是非学历教育。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授的文凭被国家承认，但教育部不承认也没关系，那就把我们当做非国家学历教育嘛。现在全国非学历教育多得很，其特点就是：不参加高考，没有国家承认的文凭，中间的课程设置教育部也不管——这正好是我们教育的三个特点。

南方周末：为了保证办学质量，需要体制保障，比如《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我2010年11月采访你时，你就在修改这份文件，为什么直到最近才颁布，7月1日才能开始实施？

朱清时：这个办法出台非常不容易，涉及到政府各部门放权，所以争议很大。现在颁布的这个版本，我们也不是很满意。最后这个版本是经过教育部审查的，是综合各种意见的结果。

但毫无疑问，迈出这一步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只要颁布了，保持了基调，就取得了第一步的成功，之后可以慢慢改。要朝着人大立法的方向迈进。

南方周末：暂行办法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理事会，是不是等7月1日之后才开始筹建理事会？

朱清时：理事会现在已经在筹建了。7月1日办法生效后，理事会就可以开会了。

南方周末：副校长为什么迟迟没有到位？行政架构为什么还没有做好？

朱清时：南科大要求高标准，所以我们在副校长人选上非常慎重，他有标志意义，全社会都会从副校长的人选猜测背后的意义。

我们一直不急于做这件事，因为我们学校想去行政化，想以教授为主体，等教授到位了之后再选这些。当然，市里头帮我选，也是出于好心，想帮我们把领导班子早点搭好。

不再模仿香港科大——内地办学没法按部就班

南方周末：你从香港科大请来的筹建人员先后离开了，这是为什么？

朱清时：南科大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一开始就聚集了一些人。开始都觉得志同道合，但工作一段时间后分歧越来越大。这也是很自然的。

按照一些人提出的模式，需要按部就班地做。比如，先把学校的各个专业设置好，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从国外引人填进来。我在中国做了10年校长，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内地要引进高水平人才，远没有到想要什么人就有人引进的程度。中国内地的大学竞争人才，现在是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了，好的人才赶快抓住。这是中国内地的现实，但他们一直不理解。他们觉得，这样不是乱来吗？不是乱来。内地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上是看重机会，他们是着重计划。要实现计划，你要有条件，有足够的人等着让你挑，但内地没有这个条件，特别是深圳新办大学更是缺乏这样的条件。你想，全国多少大学在抢人才啊，清华北大复旦不比我们更有利吗？所以不能预设专业、学科，再去引进人才；而是要先引进人才，然后他们来设定专业学科。中国内地的校长很明白这一点。这是南科大建校的基本方针。

南方周末：但你自己一直说南科大是模仿港科大的。

朱清时：那是在战略上，战术上就不能这样提了。战略上是顺应大家的愿望，我也一直很想这样。但后来工作深入后，我再也不提了。南科大只能建成中国国情下的一流大学，不能够拷贝任何地方任何学校的模式，因为情况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不一样，目标也不完全相同——南科大是我国的教改试验田，要为高教中的一些难题试探出路。

南方周末：现在南科大今年的秋季招生取消了吗？

朱清时：不一定，取决于我们怎么招，取决于教育部、市里面的统一认识。

南方周末：你上次说南科大是“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这是根据中国国情决定的，而且要继续下去吗？

朱清时：对。我们做的这件事从来没有人做过。港科大做过，但他们做法是基本上不能在内地复制的。尽管我们目标是一流研究型大学，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他们走的路，我们能复制就好了，可惜不行。但是，港科大仍然是我们心中追赶的目标，仍然是我们建设南科大的主要合作伙伴。我一直希望加强与港科大的合作。

◎南科大内忧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适合中国国情。但在办学理念和策略上，从香港科技大学邀请而来的核心筹建团队与朱清时存在严重分歧，合作以港科大团队退出而结束。

朱清时是一个战略家，但可能还需要一个战术上能够配合的人。“朱校长也很难，我很同情他”。

自2011年3月开学开始，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一直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6月初45名学生缺席高考，更引起社会各方的热烈讨论。

但在媒体的热议中，一件波澜不惊的事情被忽略了——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内的4名协助创办南科大的香港科技大学教师，在开学前后，便已先后离开了南科大。

人们还记得，志在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南科大，在创校之初，明确把香港科技大学作为改革的模板和方向。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李晓原等3位对高教改革怀有浓重情结的教授，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工作。

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几位港大老师并不掩饰，他们是带着失望离开的。在这场悄无声息的离开背后，隐含着一场内部的激烈争论——南科大的办学策略和路径，筹备工作进展的缓慢，应何时开始招生等等，都受到他们的强烈质疑。

朱清时曾把南科大的创建比喻成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那么从每一块砖头开始，你都要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来选择。”目前，这所尚在搭建之中的“别墅”，已经迅速接纳了第一批“住客”——首届教改实验班的45名学生。然而，作为关键的“砖头”的教师团队，却仍在招募中。目前的授课教师，仅有两人为全职聘任，其余皆为兼职。

而吴家玮及该校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都认为，南科大的一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这几名从2010年春天开始前来协助南科大办学的老师，坚持认为在正式招生、开学之前，必须将教师团队、培养方案、管理规范等全部制定完备。“你不能还没有设计图纸就开工建设什么一流别墅，更不能别墅还没建好就让‘住客’入住。”李晓原说。

但对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来说，中国的国情无法忽略。10年的中科大校长生涯令他意识到，招生的时机稍纵即逝，而优秀的人才，则同时被内地多所大学激烈争夺。他认为，在中国内地办大学，必须采取“边开车，边铺轨”的模式，不能等待一切完备。最终，双方无法统一意见。

一直以来，南科大作为高教改革的探路者，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我原来以为南科大教改实验的阻力会来自外部，没想到最大的问题和争议出在内部的办学策略上。”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

南科大的改革之路，该如何走？中国国情和教育的普遍规律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权衡？在改革者和改革者之间，路径和策略的争论，往往更容易决定改革的成果。

“连滚带爬”开学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8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

这是在高考前夕广为流传的南科大学生公开信中的句子。此后，又有多名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学校的教学管理非常满意。

然而，按照一位南科大老师的说法，这个班的第一学期是在“连滚带爬”中开学的。

2010年12月，朱清时发出“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开始自主招生。信中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首期教改实验班的师资准备，聘请了若干院士和著名教授承担教改实验班的教学工作。”

但是，“聘请”的教师，都是兼职。当时的南科大并没有一名全职教授。

2011年年初，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与南科大签订了全职合同。前者担任线性代数的教学任务。在4月8日美国《科学》杂志关于南科大的报道中，张贤科被描述为“放弃清华教授职位来加盟南科大的杰出学者”。

李元杰教授和唐叔贤院士共同教授物理课。从朱清时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到，这门课的老师原定为陈应天教授。但是在开学前，由于理念分歧等原因，陈应天也淡出了南科大的工作。

原计划讲授微积分课的张景中院士，依然在授课教师名单中。但他事务繁忙，同时兼有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以及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个职务，无法每周到校讲课。因此，在临开学前，学校找来了一位来自美国、恰好正在学术休假的教授“救火”。

与之类似，同时兼职至少四份的陈国良院士，也依然担任了计算机课程的教学任务，但他请来了3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负责通识教育课程的丁学良教授如约开设了“比较现代化”，但南科大学生证实：丁学良并不能做到每周来上课，“他每月来一次，一学期一共上4次课”。

对于这些情况，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并不满意。“根据我的教学经验，5门课就应该是5个教授，怎么能那么多老师？第一年是基础课程，不是座谈会啊。”

对照一年多以来的学校公告和媒体报道，可以发现除几位港科大老师和陈应天教授外，还有多个曾经出现过的名字最终“消失了”，其中包括葛墨林院士、雷清泉院士等等。“我和朱清时是朋友，他想让我帮忙做一点事。但我除了在北理工兼职（因当选院士前答应的）外，在哪里都不兼职。因为（兼职）不能光挂名，而是要真正做事。”葛墨林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邮件中说，因为精力有限，他与南科大的接触，主要是自费到深圳开过一两次会。

与教师团队类似，南科大的规章制度、行政架构、培养计划、学术委员会等，都未能在招生前完成，实验室也没能准备好，第一学期的课表，也是在临上课前最终敲定的。3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南科大采访学生入学报到情况时发现，相关教辅人员仍在与授课教师协调最终的上课时间。

在朱清时看来，去年匆忙决定招生的原因，是当时外部条件已经具备，从教育部到深圳市政府都表态支持。如此时机不容错过。他觉得，到今年的话，“就不行了”。

先有规划，还是先有人才？

尽管南科大的开学似乎有些仓促甚至狼狈，但这一切并未被学生们在意。“课程很符合自己的期待。”小嘉（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计算机课由4名老师同时教授并不是问题，“毕竟每个人有不同专长领域，计算机也有不同的细分领域，如果是不同的老师教，可能效果会更好。”

不过，学生们对课程的看法，并非外界看上去的那么一致。

“有的孩子并不愿意评价课程。其实据我了解，有些孩子并不满意。”参与南科大筹备工作且与多名学生关系融洽的陈应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另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南科大曾用问卷收集学生的修课反馈，但有不少学生给若干门课评价并不正面。

陈应天认为，无论学生评价如何，都只能作为参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山脚时做出的评价不一定有价值。孔夫子课讲得好，肯定不是因为弟子们说他讲得好。”

港科大的几位老师持有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要想让教学质量有保障，不是让学生满意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的程序为支撑。简单而言，流程是：先组建一个骨干团队，根据团队理念制定一个学科框架，根据学科框架去聘请最好的老师，组成学术团队，然后用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来制定教育培养大纲和方案，并同时制定基本的内部管理规范和运作程序和制度。“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负责任的招生。如果前面这些都不做，只招生，那么任何具有高等教育改革意义的实践、措施都没有一个落实的载体。”港科大李晓原教授说。

2010年，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等3位在内地上过大学的教授来到南科大时，朱清时表示：最需要的是他们帮助招聘教授。

港科大3位教授认为，招聘教授的前提，是先有一个初步的学科规划和学科框架，根据学科规划和框架寻找招聘人才，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完善规划和框架。但朱清时认为，应该先抓住机会引进人才，再由他们来参与设计学术框架。

“我在中国做了10年校长，知道（港科大三教授）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内地的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上是着重机会，而不是着重计划，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足够的人让你挑。”他说。

双方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学术团队的招聘上。几位港科大老师无法理解，为何这所学校在培养体系的设计、薪酬制度的制定，乃至基建工作上，都显得如此“没有章法”。

以实验室的建设为例，吴家玮认为需要考虑的细节非常多，“有生物技术实验室的话，废气怎么处理？建微电子实验室的话，为了绝缘，地下基石如何事前规划好？”但朱清时认为这样的想法太复杂，他曾对承建方说：“按照标准的建造。”实际上，在尚无学科规划的情况下，也的确无法做到事先对实验室计划周详。

在招生问题上，港科大教授亦有不同看法——1991年港科大开学时，已经有100名教师等待着第一批700名新生的到来。按照吴家玮的说法就是：“一进校园，什么都熟练地进行，好像学校早已存在，这一天只是暑假完毕、又一学期教研工作的开始。”

2010年7月，港科大教授在明白招生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决定勉为其难尽力协助，但同时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边开车、边铺轨”式的办学方法和“婴儿不足月，先生再虑养”式的仓促上马，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后续问题。

此后，3位教授又多次建议招生叫停或暂缓。即便在录取通知已经发出的情况下，他们念及课程体系、实验室等都没准备好，依然提出了上、中、下3种策略：上策为取消招生，已录取的学生可以照常参加高考；中策为延缓至9月份开学；下策为3月开学。

这桩从一开始就不甚愉快的合作，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理念拉锯之后，最终于开学前走到了终点。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学术团队迟迟未能组建，也给行政管理团队带来了影响。按照朱清时的想法，在这所去行政化的学校里，应该先有学术团队，然后再确定管理队伍。

但在至今没有副校长、诸多行政架构缺失的情况下，朱清时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由校长来直接决定每个员工包括各个部门秘书拿多少钱。”李晓原说。

“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陈应天说。

事实正是如此——当几位教授先后产生去意时，学校顿时陷入几乎无人可用的状态。招生复试时，励建书等教授本因为理念问题表示不参加，但眼看学校就要“出洋相”，他还是前来相助。

朱清时本人，也深感没有得力团队的困扰。“我在中科大时，有一个很大的团队在运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知道自己有责任干什么事，不需要领导催促、指示，我出国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学校照样运转得很好。”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例如，讲授国学课程的魏承思，与他同为南怀瑾弟子。更多的资源则来自中科大——请他之前的秘书来从事教务、协助招聘人才，以及请中科大教授来主管物理实验室。其实，他的许多具体理念亦脱胎自中科大，比如在高二学生中招生就和少年班模式完全相同，入学后前两年先上基础课的经验也来自少年班。

基于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的经验，朱清时认为，自己为南科大选择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中科院院士杨叔子近日也向媒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按照香港科技大学一模一样办大学不可能，因为深圳不是香港。”

但质疑者则认为，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之间的差别当然存在，但对于如何办学，是可以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来探讨的，国外的经验、教育规律是可以借鉴的。以此衡量，南科大办学中的许多做法已经违背了常识。

事实上，对于南科大为中国高教改革探路的目标，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但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已经产生了不小分歧，影响到南科大的筹建工作，并有可能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产生影响。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多方确认，一直对南科大予以了极大信任和放权的深圳市政府亦已了解这场关于办学路径的争论，但尚无正式表态。深圳市有关部门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关于教改，朱校长在大方向上的理念非常好，他是一个战略家。”陈应天说，“建议和缓一些，也希望南科大能真正做到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接下来，可能需要找到一个在战术上经得起考验的人，以配合朱校长的思想。”

(本专题作者：赵一海 陈鸣 黄秀丽 上官兰雪 王茜 张哲 郑李 王淏童 邢宝月 傅剑锋 范承刚 方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