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营造的舆论市场，从规模和强度来说都是空前的，反馈机制之即时直接，几乎到了粗暴的地步。在这样的环境下，学院派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多的认可与赞誉，但同时也会面对更多的质疑，网络沟通氛围更容易把质疑转化为语言暴力。
2021年4月13日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展开《感知与理知》的第四讲。这是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学院的春季思勉讲座教授课程，共18课时，1学分；3月16日开讲那天，据说现场一座难求。
年轻学生们认真聆听，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也在其中，听到精妙处，跟大家一起笑。
下课后，我找到刘擎教授想为这次封面报道约采访。“有10个做好的采访都还没发。”刘擎微皱着眉。
“这两年，年轻人非常喜欢学者，我们想讨论下这个话题。”我坚持了一下。“我不希望被当作偶像，我们做老师的，讲这些内容是想培养学生们的主体性。”刘擎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他的生活和工作被打乱了，用他的话说：自从上了那个节目。
那个节目指的是《奇葩说》，一档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融入辩论元素的脱口秀综艺。这位58岁的政治学教授当上第七季的导师之后，仿佛进入一个喧闹的思想bazaar：流量、点赞、欢笑、崇拜，夹杂着不断的邀约与活动，仅2021年前四个月内，他就出版了3本著作《西方现代思想讲义》《2000年以来的西方》《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每一本都要做现场签售。
这两年，像刘擎这样忙起来的“网红”教授不在少数，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离职的薛兆丰，远在欧洲钻研人类学的项飙，加上之前已走进公众视野的陈嘉映、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清华政治系副教授刘瑜等等，不一而足。
知识偶像受到公众、尤其年轻一代的追捧，在中外历史上都并非新鲜事。从百余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60年代西方思想及流行文化的爆发，再到1980年代中国内地的文学热，更别说《百家讲坛》掀起的学者风潮，似乎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主动寻求来自知识阶层的思想资源，以期应对当下的现实，多些思考。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会借此完成建构社会公共议题的责任——直面社会发声，始终被知识阶层视为使命之一。
而每个时期，推动这种风潮的媒介又各有不同。如果说百年前的思想启蒙正值杂志的黄金时代，1990年代则是电视媒体在充当绝佳舞台，那么如今这一些具有偶像色彩的学者网红现象离不开互联网的推助。
《奇葩说》和《十三邀》、得到、看理想、豆瓣——无论是依托网络诞生的节目，还是新型网络平台，它们都凭借天方夜谭般的流量数据将这批学者推到更广泛的年轻受众面前，传统出版业甚至也因此迎来久违的欢畅。互联网营造的舆论市场，从规模和强度来说都是空前的，反馈机制之即时直接，几乎到了粗暴的地步。在这样的环境下，学院派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多的认可与赞誉，但同时也会面对更多的质疑，网络沟通氛围更容易把质疑转化为语言暴力。
移动互联网客观上推动了公共讨论场域的建立，也带来过度娱乐化的、嘈杂而粗鄙的舆论氛围。这一批知识分子在展开公共讨论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令人欣喜的是，以互联网原住民为主的这一代新青年，却也前所未有地对艰涩的社会科学产生“饥渴”——去年暴发的新冠疫情进一步推动这种需求的高涨。
为探究这一现象的成因、过程，以及其中隐藏的问题，我们走访了多家互联网平台、知识节目的创建者、出版人，以及多位学者和年轻的学子。这个过程中，我们受益颇多，思考不少，写作成果集结为这本杂志。
5月，适合聊聊青年的话题，也恰是关于希望的话题。
责编：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