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上海凭什么引领？

上海在长三角的功能定位将不再是以往那种“中心”、“领导”角色，其出路更在于利用全世界人流、资金流、商流、物流集聚的比较优势，发展平台经济，打造超级枢纽。

种种迹象显示，长三角一体化加速推进。

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中旬，上海就《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苏浙两省的修改完善意见。接下来，上海将联合江苏、浙江两省适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共同部署启动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编制工作。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学者们的研讨，还是政府部门推进相关工作，主要都围绕着上海“龙头带动”、苏浙皖“各扬所长”这样的职责分工来展开。嘉兴就是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战略的一个典型。

上海原有地位的颠覆

不过，在“学习上海”、争当上海的“后花园”、抢做上海的“菜篮子”的背后，一体化仍存在诸多困难，发力的方向和路径尚未完全清晰。

上海在工业经济时代，是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和中心。

工业经济时代，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决定着一座城市的经济潜力。上海襟长江，带太湖，控苏南而引浙北，地理位置优越，境内众港口能满足巨大吞吐量，顺势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窗口和名副其实的远东航运中心。

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获取价格和供应量等市场信息的能力，在竞争中尤为关键。上海消息灵通，企业将多数交易和结算都移到上海，很自然地形成了某种垄断，完全包揽了中国的早期工商业活动。

新中国建立后，尽管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大规模调整，中国经济格局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改革开放后，以上海为中心，辐射江浙皖的长三角发展战略启动，上海作为龙头和中心的地位顺理成章。

然而，如今信息经济时代降临，无论居于何处，都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参与交易，讯息费用也不再高不可攀，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城市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实时讯息。

长三角地区去龙头、去中心的趋势，根源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从中也体现了区块链思想。

区块链记载了所有人的交易，每个交易节点都高度自治，不需要一个权威中心，也无需任何第三方中介，节点之间彼此可以自由连接，而非中央控制。扁平化、去中心、分布式、公共账簿等特征保证了个性发挥和集体共享，每个部分都最大程度地彰显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使得整体效能最大化。

在“区块链+比较优势”思想的指引下，上海在长三角的功能定位将不再是以往那种“中心”、“领导”角色，其出路更在于利用全世界人流、资金流、商流、物流集聚的比较优势，发展平台经济，打造超级枢纽，以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激发众能量，盘活一局棋。

上海新功能

发展平台经济，打造超级枢纽，意味着上海将成为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场所，各种资源要素全球性流动，必然打破国家的界限，上海通过与国外城市的相互连接而进入全球网络，成为节点城市，从而便具有了全球性城市的轮廓。

可见，上海的文章不仅没有“做小”，反而进一步“做大”了。上海发挥全球性城市的引领性，必将把国际接口这一功能做实，具体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追求的是全球性的平台、全球性的流量。

全球城市的核心，不是财富、资本的积累，也不是吸取大量外部人才、技术到这个地方沉淀，而是要构筑功能平台、吸引流量，成为连接国际要素资源的接口，并促进内外流通。

在此基础上，上海将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城市。

承接国际会议、展览和活动。

自2002年申博成功，以筹备世博为契机，上海的会展经济就进入了“加速跑”时代。

至今，展馆数量和展馆面积均居国内首位，已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会展城市。国家会展中心、国际展览中心、新国际博览中心等必将作为上海成为全球性城市的支点，更多地承接国际会议、赛事、论坛、展览等。

企业的内外连接。

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其主要行动单位或关键性主体是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从事非经营活动的机构，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行为主体直接关系到全球性城市的发展程度。

一般而言，可以依靠的“跨企”有三类：一类是央企，一类是民企，剩下的一类是外企。而央企总部在上海的并不多，外企并非本土的，因此上海的“全球性企业”就落在了民企身上。

民企最根本的动力在于市场，这就意味着上海将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再平衡——由于承担国家战略、市场化进程较晚的历史背景，上海今后需要继续大力释放市场能量，对市场力量的倾斜将催生强大的增长替代。

上海产业升级方向

本是“计划经济重镇”的上海将唤醒“沉睡的市场”。在“计划”背景下，上海重点发展的是重化工制造业。而今，地价一路上升、平均工资被金融带动接连企高，低端、粗放的制造产业已基本没戏，他们应付不了高涨的用地成本、用工成本，所以向江苏、浙江转移。

从上海转移出去的中低端制造业将与发达国家掌控的研发、设计环节形成纵向的产业分工，上海将在转型升级中形成高端制造优势，从而嵌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并确立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话语权。

上海不仅要向高端制造拓展，而且还将依靠市场力量挖掘高端制造的潜力，必将踏着市场高端制造的热点——极端制造前进。

虽然人类从骨子里抵制或害怕“极端”这个词，因为它有失偏颇，但“极端制造”确实吸引人，它不仅是一个工业术语，也可视为一种专注精神。

通俗地讲，极端制造是指极大型、极小型、极精密型等极端条件下的制造，主要用于制造极端尺寸或极高功能的器件。

极小型制造有如芯片制造，极大型制造有如飞机模锻框架制造、万吨水压机加工模锻框架制造，极精密型制造有如发动机旋流槽、心脏搭桥及血管扩张器的制造。

此类制造需要科技支撑，正吻合上海科创的资源禀赋，上海的研发投入强度已超美国和德国，即便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自主创新，也能够做到科技的集成与应用，再加上上海已有大飞机、中核建、中芯国际集成电路、中车城市交通、微电子装备光刻机等产业项目基础，从而占据全国极端制造业的制高点。

上海发力点

发展极端制造代表着上海制造业的升级方向，但并不意味着整个上海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因为上海早已到了后工业时代，目前正处于经济形态更替中的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切换的阶段。

经济形态演变规律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为上海整体经济轮廓塑形。同时，城市功能也有一定的变迁逻辑，基本沿着交易（满足物质需求）——经营欲望（浅表性精神需求）——体验、创新（“改造人类、提高人类”）路径演进，上海凭借天然的国际性、开放性、包容性，成为各类思想、创意的聚集地，也正将经营欲望的功能更深入一步，从而成为体验经济的肥田沃土。

主要表现在：第一，靠“与顾客相处时间”生存的企业将明显增多。第二，经营人性将成为一种潮流。第三，智能化体验别具一格。尽管上海没有出现BAT等互联网巨头，但上海并未“被互联网抛弃”，而是在智能化方面收获了桑榆，因为魔都人口集中、消费水平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故而成为阿里巴巴智慧战略的桥头堡，盒马鲜生无人零售店、VR体验馆、星巴克咖啡烘焙工坊中的AR应用等，引领智能化体验风潮。

综上，平台经济、国际接口、体验经济、极端制造业代表着契合上海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向，将成为上海经济的新亮点，有助于逆转自身经济滑坡的同时，也能够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错位协同、融合发展，从而破解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同构竞争困局。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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