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缘何极力反对全球最低税UTPR规则
美国自己不能就全球最低税对外给出明确一致的政策立场，给新一轮全球税改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围绕全球最低税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延续跌宕。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为何如此之难
一旦美国发生债务违约将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和金融灾难”，债务违约将永久性地推高美国的信贷利率，这将严重威胁到美国的经济状况。
债务本身才是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关键
债务上限只是两党博弈的焦点，并不是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债务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
中期选举后，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将越发难解
由于债务上限空间即将于2023年年初被耗尽，届时美国联邦政府将再次面临“关门”的风险，围绕债务上限问题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
从削减通胀法案观察美国税收动向
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的民主党加税主张，似乎又要卷土重来，其中诸多问题耐人寻味。
经合组织就支柱一征询意见，还要平衡各方面需求
无论支柱一还是支柱二，都将对国家间的征税权进行重新划分，重新调整国家间税收利益的格局，重塑各国的税制竞争力，百年国际税改的大幕已经拉开，不变的剧目是没有硝烟的利益博弈。
加拿大推动数字服务税，美国“很不高兴”
加拿大推动数字服务税实施的立法程序，如果短期内不能在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可以预测，美国是不会在数字服务税问题未解决的前提下放行支柱一的。可以说，围绕国家税收利益的博弈从未消失，也未减弱。
债务上限成为美国国会两党利益博弈的工具
毋庸讳言，两党就债务上限的“斗法”，不仅给美国国家信用带来重大风险，也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美国需要系统性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随着12月的临近，债务上限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美国需要系统性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不能够“临时救火”，如果美国国债出现债务违约，将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重大威胁。
美国与欧洲五国达成协议：数字服务税会否销声匿迹
全球大约100家落入支柱一适用范围的跨国企业集团也有超过50%是美国公司，由此看，美国的确做出了让步。美国愿意承受这样的让步，就是要获得贸易伙伴和盟友们相对应的让步，美国决意废除世界范围内针对美国数字企业任何形式的单边税收措施。
国际税制双支柱方案进程与美国的影子
拜登-哈里斯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上一届美国政府对双支柱谈判的态度，对双支柱方案采取积极推动的策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这形容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回归”。双支柱中美国更加看重支柱二，因为这与美国国内正在讨论的税改密切相关。
美国税改迷局：加税增收并不容易
需要多方位、多层面地对美国预算案的审议过程予以观察，复杂繁琐的审议过程也折射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利益争夺。
美国过度慷慨的纾困与持续高涨的赤字
这种“大把花钱”的强刺激确实在短期内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也帮助习惯于借贷消费、超前消费的美国人渡过疫情期间经济拮据的难关，那么这种看起来似乎令所有人皆大欢喜的纾困措施，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逻辑起点难题，“钱从哪来”。
美国债务上限是否会“飞得更高”
如果债务上限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美国就有可能出现债务违约，那将是“不可承受之重”，不仅影响美国自身，还将影响世界。
G20财长达成一致，百年税改大幕开启
解决数字经济带来的征税权划分难题，是此次国际税改的关键核心问题。利益博弈仍在继续，国际税改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双支柱”定下百年国际税收规则重塑框架
130个国家或地区的GDP超过全球的90%，达成如此覆盖广泛的共识，意义重大，“双支柱”为已经运行近百年的现行国际税收规则定下重塑框架，国际税制体系即将开启新的篇章。
G20财长会议讨论全球最低税前瞻
按照OECD的建议和BEPS包容性框架下的谈判进程，全球最低税的实施将依赖于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多边机制，其将取代目前双边协定模式下的协商机制，这将是全球税收治理的根本性变化，需要从现实和长远的角度，客观谨慎地对待，做足政策应对选项，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争取更优的国际税收营商环境，更好维护我国税收利益。
G7支持下的全球最低税会走向世界吗
最低税税率15%，是美国划定的最低限，获得G7范围内的共识，既被视为是美国领导力“回归”的成功，也为在更大范围的G20谈判奠定了基础。
美国向富人加税，明智选择还是无奈之举
拜登-哈里斯政府希望这一部分富人能够贡献更多,以此来缓解美国当下不断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缓解社会矛盾和阻止社会分裂，增大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但，如何做到向富人加税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多重因素推动全球数字税谈判工作提速
拜登税改对双支柱方案提出新建议，加之世界经济急需克服新冠疫情下行影响而尽快复苏的需要，多重因素推动全球数字税的谈判工作提速，在2021年7月达成共识协议的可能性增大。
姚丽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