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精英信奉的凯恩斯主义，好死不如赖活的“政治经济学”

美国是一个会不会算数不太重要，经济学却绝对从娃娃抓起的国家。听起来像是个悖论，就好像明明大部分人算术不好，美国超市里大部分商品却都标价几块九毛九，因此截至2009年，社会上总共流通着整整1.65万亿日常发霉的一分钱硬币。虽然几乎没几个美国人看得懂每年要填的报税表，但美国人从不担心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因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解经济运作的方法。

共和党知识分子与政客如今依然笃信古典经济学，以亚当•斯密和萨伊定律为其对社会经济的基本认识论，而民主党精英人士无疑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影响最大。无论保罗•克鲁格曼还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常年在精英大报专栏里向对任何与钱有关的话题特别敏感的已然读了太多商学院鸡汤书的美国群众强调失业率之重要性，强调调控利率的重要性，强调经济增长之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至少在他们毫无疑问也像所有人一样，开始以攻击特朗普来刷点击率以前）。

可以说，美国民主党的经济学从头到尾都是对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重读，可能连改良都还没做到。另一位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在美国经济叙事当中被抹得干干净净，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美国中产阶级，哪怕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偏左，依然视工会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对所有“公共部门”持有负面态度。“剥削”在美国是“企业竞争力”，低薪是“劳务市场博弈”的结果，既然提高“充分就业”势在必行，必然意味最低工资不该存在，既然经济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还必须是必然的（毕竟哪个有理智的人能找得出理由反对增长？），那么回到原点，我们得想方设法提高竞争力。这些在有的欧洲国家可能专属保守政党的观念，基本是美国民主党经济学从凯恩斯《通论》里得出的共识。

这是为什么学者乔夫•曼（Geoff Mann）的这本《长远来看我们都要死的：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革命》（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Keynesianism, Political Economy, and Revolution），以一种微妙又相当致命的方式解释了凯恩斯主义的精神本质——这是一套专属于布尔乔亚精英阶级的实用主义经济理论，为且只为这一阶级提供了定位精准的精神鸦片。受大萧条的影响，凯恩斯对就业率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同情穷人，而是因为他很快意识到资本主义最顽固的敌人——民粹与革命从来一触即发，尤其在经济下行过程当中。凯恩斯式的“经济调控”，来自对类似法国大革命的民粹革命之生理恐惧，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乔夫•曼认为，大部分当代西方左翼和凯恩斯一样，都会战战兢兢选择站在布尔乔亚那一边：“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左翼想要的是没有民粹的民主；没有转型风险的政治转型；没有革命分子的革命……”曼写道，“当代资本主义北半球的左翼自由主义，主要的目的是不让资本孤立基数过大的群体以防扰乱社会秩序……”

乔夫•曼引用所有成分不同的狂热分子共同的偶像乔治•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的话：“我们的中产阶级希望平平安安死掉——然后来场洪荒之灾。”

毫无疑问，乔夫•曼本人的政治倾向更为偏左，但我们可以姑且忘了这点，因为他并没有在这本书里花多少时间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尝试用凯恩斯主义的思维方式理解当代社会里的经济关系，也就是说，曼尝试组合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应的“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义在曼的书名里，也是凯恩斯本人的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要死的”，因此，所有以“长远”为名的经济学预测，也即古典经济学放任自流的那套市场“长远来看”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思路几乎没有实用意义，因为人首先活在当下，而“当左翼自由主义政府直面‘现实需求’的时候，它自动就会走向凯恩斯主义”。执行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意味着放弃所有“长远来看”，只关心眼下问题，永远处于“危机处理”模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手拯救银行的行为，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比如，失业率数据一旦出现上浮，官方就会降低利率，确保企业借款负担降低，这也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曼认为，所有我们叫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几乎都是对收益率降低、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动乱的反应。

宏观调控不仅把宏大问题极度简单化，更是本意如此。凯恩斯本人，出于纠结的布尔乔亚罪恶感，对所谓“充分就业”十分看重，但对薪资情况、工作条件或者社会保障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至于造成任何短期经济环境的长期历史文化原因，他更是闭口不谈。相反，他喜欢讨论“大众心理”（一个听起来亲民，仔细想想十分精英主义的用词）。凯恩斯在《通论》中花了很多笔墨，描写市场波动当中大众的非理性反应，大多与恐慌性从众、囤积货币、追涨杀跌有关。又好比“大众心理学”（这门学问早已证明自己并非观察研究，而是在创作传播大众心理）认为一个消费者在2.99和3.00这两个价格当中会永远选择前者，在看到整数价格的时候可能出现拒绝的心理反应。至于找钱的麻烦或者生产美分硬币的浪费，又或者消费者过了那么多年竟然还没识破这伎俩，是无关紧要的事后问题。在凯恩斯眼里，大众难以预测的非理性心理反应是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失业率对凯恩斯来说是资本主义为数不多的劲敌里最强的一个——“一种真正的危机倾向”。

凯恩斯主义是种价值观淡漠的政治经济思维，换句话说，这种观念就是我们平常口中的“好死不如赖活”，在浑浑噩噩中试图往指向“增长”的箭头方向摸爬滚打。这就是为什么当代凯恩斯主义者在精英大报和论坛上谈论经济学，让某些从业于上层建筑的读者如此受用——他们得到了急切需要的理论支持，不仅可以继续浑浑噩噩，还能在浑浑噩噩中保持极正义的道德中立。今天放点水，明天加点息，熬过失业率报告，就又是一条好汉；至于市场上具体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想知道。

乔夫•曼把凯恩斯称为“我们当代的黑格尔”，而黑格尔则是凯恩斯之前的“凯恩斯主义者”。这些恐怕是全书最有意思的章节，因为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实属无厘头。凯恩斯本人来自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对唯心主义显然持拒绝的态度。但乔夫•曼却认为两人信仰的是同一样东西——作为国家思维的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的哲学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就好像凯恩斯的观点是对大萧条的回应。最终，乔夫•曼眼里这两位之所以相应，是因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站在主张革命的马克思的对立面上。黑格尔与凯恩斯在面对人类文明“悲剧倾向”的时候，拒绝相信它会走向“悲剧结局”——通过小小的、一步一步的、全心全力的、务实严谨甚至谨小慎微的关心且只关心细枝末节的调节，哪怕“长远来看我们都要死的”。

乔夫•曼的书里飘荡着一种经济学书籍里少见的淡淡忧伤，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左翼面对凯恩斯主义折中派的失望与无奈，但我从中还读到另一种意味，即追求所谓绝对真理的“哲学”面对追求最大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政治经济学”的失望与无奈。

《长远来看我们都要死的：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革命》

[美]乔夫•曼（Geoff Mann） 著

Verso出版公司2017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