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庸国》出版于2024年,而我们看到,2025年的特朗普从他的角度,反而认为美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
不准确认识这些人的性格特质,无法真正明白目前流行的科技热词背后究竟是怎样的、纯粹属于人类的动机。
夏皮罗认为我们看到的结果,比如账号被盗、电脑被病毒入侵等,都是下层代码,真正需要考虑的是黑客群体的上层代码——他们的行为模式与思想、他们进行黑客行为的动机等。
世纪文景最新出版的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地狱阅览室里》只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是本有效的书。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教授安迪·图赫尔2022年出版的《谎言与真相》,试图从美国报业史的角度看待“假新闻”这个话题。
问不识字的农民主动或者被动的问题,是不是一种本质上的东方学?
阿多诺气势磅礴的《论贝多芬晚期风格》最后一句话是有效的——“在整个艺术史上,晚期作品都是灾难。”
一方面,古尔纳赤裸裸暴露家乡的丑恶与黑暗;另一方面,他从情感上又完全离不开可能几十年不会回去的故乡,从未在新的土壤上找到自我或生命的意义。
为德语添加节奏感,使其更为悦耳,恐怕是伯恩哈德一切写作的根本命题。这种以一己之力完全改变一门语言的意图,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事实上几乎没有比这更革命的行为。
萨义德的一生,某种意义上,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要找回他记忆里这个所有人和平共存的理想图景。也因此,几乎奇迹一般,他成为20世纪相当罕见的,真正参与国际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
芒格认为价值投资者今天的机会比以往要少得多,因为太多人在竞争同样的东西。“我对投资者的建议是必须习惯少赚点钱。”
我过去无法明确描述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80后,如何潜意识里受了美国“X一代”文化非常直接的影响。
作为相当少见的女性高级经济学家,科伊尔还不经意间提出经济学界大男子主义泛滥、学术文化冒进好斗的特质。
这是霸道总裁大男主纽曼如何扭转自己命运的乾坤,在不到十年内把一家商业模式平平无奇的办公室二房东公司做成最高估值达470亿美元的“独角兽”,又在一年内失去了一切的悲剧故事。
就像埃尔斯特说的,“大自然经常被看成一个经济学家,最优预算、线性规划、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如今也成为进化论的组成部分”。而实际情况是,大自然恐怕没学过经济学。
24岁的本·罗兹做了个决定,他要放弃写小说,投身政治。或者说,与其把政治写进小说,年轻的本·罗兹可能想,倒不如把政治写成小说。
凯文·鲁斯的新书《防患未然:自动化时代给人类的9条法则》标题非常吸引人。很遗憾,我看完此书,对机器社会中人类的未来毫无乐观展望,反而更为绝望。
查尔斯·金的书最重的笔墨一半给博厄斯,另一半则给了米德——一个把“人类学”变时髦的人。
辛格在新作中通过8个不同的数据造假案例,有意无意在影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心灵鸡汤在政策界、学术界如此流行?什么样的人热衷于给宏大社会问题找“快速解药”?
《终极价值》从政府赔偿金、保险、医疗方案等各方面,深入讨论人命的统计学价值这一问题。我们的一条命到底值多少钱?它该如何计算?有钱人的命是否比穷人的命值钱?又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计学模型可以做到公平对待每一条命?
特约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