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动力与代价——评述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和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罗默这两位在经济领域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因为世界最著名的本科生教材《经济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行了19版)是由诺德豪斯和他的老师——泰斗级的大师萨缪尔森共同合作而成的，另外，因为罗默在内生经济增长领域是泰斗级的大咖，所以做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不知晓他的研究成果。

此次瑞典皇家委员会颁奖给这两位学者，再次表明它们的价值取向现在更多的是在偏向经济理论的现实应用价值上，奖励他们对长期发展问题的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如果说罗默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那么诺德豪斯所研究的环境经济学的领域则属于小众的非主流领域，但他们的政策应用价值都很高，尤其是今年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下，通过颁奖的方式更表明评委会希望人们今天应该更多地去关注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解决它们的智慧挖掘上。

首先，今年诺奖颁给了罗默这位增长理论研究的大家，表达第一层意思，就是探索增长的新动力是人类克服资源瓶颈的重要保障。罗默为代表的一批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在近20年中，不断地完善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体系，打破了基于资源瓶颈约束下的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通过研发和技术创新等手段，去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绩效提升的效果，从而达到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的目标。很多学者不仅在企业技术创新领域拓展了他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他提出的以技术溢出效应为代表的正的外部性特征上，引入了教育、金融、制度设计等因素，从扎实的实证分析方法中也验证了它们对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贡献。

内生增长理论大致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建立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基础上的模型，包括罗默的知识外溢（1986）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1988)等；第二种是将R&D、不完全竞争整合进增长框架的技术进步模型，包括罗默(1987，1990)、阿洪和霍伊特（1992）以及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第二种模型往往被人们认为是新熊彼特主义(破坏性的创新)的复兴。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罗默都做出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乃至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罗默曾于2015年受邀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他用自己对增长理论的远见，高度评价了中国城市化建设给中国经济发展赋予的新动力。如果中国维持6%的增长，或者是3.5%，城市化率都高于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高于联合国预测数字的2亿~3亿。根据这两种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都会大大增加。如果城市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就需要继续按着城市化的道路发展。并同时指出，中国城市化发展会在未来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一点，则需要建立合理的财政安排体系，他强调不管怎样，政府之间或者政府培育市场中企业之间种种良好的竞争会营造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

其次，今年诺奖表达的第二层重要的意义，就是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和解决好增长动力与其代价之间的平衡问题。诺德豪斯通过采用主流经济学所开拓的方法，对环境的负外部性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担等影响做出了缜密的测量，让整个世界看到了增长代价究竟有多高，然后基于他这样科学的测量体系再来评估现有的环境治理的措施是否合适，就给政策选择部门提供了非常可信的依据。当然，不容否认，当年小布什就是看到了它的研究报告，才知晓碳税征收的京都议定书安排，超越了美国的在环境领域中所形成的增长代价(罚得太重)。若美国参与这样的环境治理体系，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到其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于是，小布什选择了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做法。

事实上，诺德豪斯曾在主流经济研究的领域有很好的成果，尤其是他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是今天研究周期问题不可或缺的要素。他26岁就获得博士学位和美国耶鲁大学的教职，32岁成为正教授。年过不惑之后，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已收获颇丰的诺德豪斯，开始艰难地转向气候变化经济学。当时，这个领域是一个非常偏门的学科。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学界很少有人在尝试着探索气候变化，诺德豪斯将要在几乎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路来。这蕴藏了很大的研究风险。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是不是一个问题，气候是不是在朝变暖的方向发展，以及就算如此，其原因是不是由人类经济活动引起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直都存有争议。这种分歧削弱了自然科学界在劝说大众采取行动来遏制全球变暖上的可信度。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气候变化经济学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属于经济学里的冷门旁支。

为此，他（1982）给自己的坚持提供了两点理由：一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须经由经济系统才可起作用；二是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系统的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出发生影响，比如干旱导致粮食歉收。经过九年之久的学术成果相对沉寂期，直到2006年，“斯特恩报告”成功地引起世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广泛关注，人们才发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新文献都在不断地引用同一个名字：诺德豪斯。因为他开创性地构建出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这个分析框架迅速成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甚至连本来专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IPCC也逐步吸收了诺德豪斯的分析思想。如今，任何一个尝试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耕耘的研究者，都无法忽略诺德豪斯的论文和著作。他观察问题的视角、构建的模型、所用的数据、编写的程序、近30年的长期坚持，甚至他那委婉、中肯的行文风格，对后来的人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最后，诺奖评委释放的第三层意义就在于他们近期的偏好更加倾向于“经世济民”的价值取向。这次这两位学者的共同特点都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探索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让人们真实感受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增长动力已经在现实世界中成为国家为什么会变得强大和富裕的原因所在；也让人们感受到温室气体和碳排放等气候变化问题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实际影响，告别过去因为认知能力的缺失而产生的过度悲观或不屑一顾的过度麻木的态度。使得人们觉得经济学家再也不是那种满足于自己构建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复杂世界”和自认为自己是比别人更加聪明的“意见领袖”，哪怕最后随着实证方法的进步和认识问题能力的加深，自己也会纠正过去存在的“偏见”但依然不改自娱自乐的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学者都有很强大的理工背景或理工分析能力，罗默在芝加哥大学本科所学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由于想转到法学院，在大学四年级学习了他的第一门经济学课程。授课教师萨姆·佩尔兹曼对经济学的精彩讲授深深吸引了他。在启蒙老师佩尔兹曼的影响和鼓励下，罗默放弃了学习法律的念头，转而走上了经济学的求索之道。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诸多经济学大师的熏陶，他非常懂得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能够去除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象，提出自己独到的判断和对现实世界犀利的认识。但最近他却因为对宏观经济学过度的复杂化和数理化的风气给与了严厉的批评而备受学界的争议。

而诺德豪斯在耶鲁、麻省理工完成了经济学基础的训练阶段，其间师从世界经济学大师托宾、萨缪尔森等人，拥有非常强大的数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后来他却放弃了大师们把他带进的主流经济学的大舞台，却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一个长期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小舞台，但是通过他自己对环境科学和环境经济学问题的深入执着的研究，包括甚至对环境科学的技术手段及其应用场景的掌握，使得他把一个无法回避的新的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带进了经济理论神圣的殿堂。瑞典皇家评委高度认同了他们两位的研究业绩所产生的社会价值，甚至对他们研究中所奉行的上述价值取向都以这样的方式给予高度的赞赏。

这次诺奖的获得更进一步验证了中国今天在推进的供给侧改革(探索增长的新动力)和三大攻坚战——金融系统性风险、环境保护、精准扶贫(为了降低增长的代价)的必要性，虽然这次诺奖评委的用意可能在告诉我们当下比贸易战更重要的是增长的动力和增长的代价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长期问题，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想传达一个更深远的意义：即政府不应该把它们搞成互相对立的、难以兼顾的两大目标——即环境治理影响增长动力，而提升增长动力有可能会破坏环境治理的效果，而是要去遵循以诺德豪斯和罗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所揭示的发展机制及其规律，从而尽快在今天的“后危机时代”产生良性循环、造福于人类的高质量的增长模式。

*我要感谢我的研究生曹毓飞、杨洁萌和卢婉琪给与这篇文章的写作提供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

(作者系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感谢复旦大学研究生曹毓飞、杨洁萌和卢婉琪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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