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和富孩子为何分隔在两个世界，三任美国总统顾问帕特南告诉你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以及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任美国总统的资深顾问，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是一个标准的美式精英。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精力旺盛。每到公开场合，他都会穿上质地精良的黑西装，一派名教授风度。在北京的公开演讲中，现场两位翻译同时上阵，都跟不上他的节奏。这位77岁的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每说起自己的研究，都是滔滔不绝，条理分明。

一如其笔尖洋溢的亲和力与开放性，帕特南是一个充满活力、善于社交的人。握手送别了几拨采访者，他依然精神饱满，还很仔细地为记者在书上签名。年近八旬的他，玩起来也是毫不含糊。在北京，他背着沉重的相机，一口气逛了颐和园、什刹海、潘家园和798艺术区。在胡同里穿行时，他尤其喜欢观察普通市民的生活，还拒绝了朋友请他坐三轮车的建议。在798，他也有所斩获，买下了一幅描绘江南水乡、看上去水汽氤氲的油画。

帕特南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小镇克林顿港，家境平平。他的少年时代，正赶上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大繁荣。美国民权运动高涨，许多人上街游行、演说，抵制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帕特南也是其中一分子。

60年过去，呼唤社会平等的热情依然如野火般在他身上蔓延，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被表达。“当年，有几十万人和我一样上街游行。我并不觉得当时的自己是激进分子，如今坐在书斋里的我才是。”

1950年代与2010年代的美国

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位出生于平民家庭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讲席教授，是“美国梦”的坚定信奉者。他曾认为，“能有今天的成功是来自我的个人奋斗”。但在着手一项从自己家乡出发的调研之后，这个看法被扭转了。

他把这一研究写成了新作《我们的孩子》，并于去年出了简体中文版。书里收录了美国各地100多位年轻人的成长史，时间跨度从1950年代直至21世纪。帕特南和他的团队追踪了这些人的命运走向，细致记录了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孩子，是如何铺展人生的。

阶层分化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相关研究也有很多。这本书的特点在于，提供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并从宏观到微观各个层次，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通过这些，一个宏大的社会问题变得易于触摸。它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父辈的地位差距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孩子们的生活中，最终将穷孩子和富孩子牢牢分隔在两个世界。

分隔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逐步加剧的。那些1950年代生活在克林顿港的工人阶层的孩子们，包括帕特南自己，还有很大机会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可到了21世纪，成功对穷孩子来说已经遥不可及。

在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帕特南的同学，那位出身工人家庭的唐，家境贫寒。父辈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时刻敦促儿子上大学。为唐提供人生道路指引的，还有社区的教会。一位牧师时常指点唐，还推荐他上了大学。后来，唐也成了一名职业牧师。

他的另一位同学弗兰克，出生在大富之家，从小就被严格教育“不可炫富，要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弗兰克没有因为家庭享受什么特权，且资质平平，在父母的资助下，上了本州的一所小学院。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退役后做了25年编辑。家族财富让他不至于伤痕累累，但也没有让他一飞冲天。

对一个美国平民家庭的白人男孩来说，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帕特南高中班级里，将近3/4的同学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父母。而且，出身平平的孩子反而比家境优渥、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取得了更高的社会经济成就。

可50年后，一切都不同了：因为许多工人父母的境况恶化，穷孩子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都开始快速衰退。不少孩子早早辍学，打架吸毒、性格暴戾，前途一片黯淡。但很明显，错并不在孩子们自己。在他们的故事里，总是充斥着贫穷、匮乏的教育资源、家庭暴力、冷漠的社区、坐牢或是频繁结婚的父母。而另一边，被高高的围墙围起来的中产和富人社区里，诞生了千千万万个“虎妈”，正挤破头要把孩子往好学校里送。

美国孩子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在剧烈社会变迁中生活的人们多少都能感同身受。书中两个世代、各个阶层孩子的成长轨迹，应该也会让中国读者产生共鸣，伴着庆幸或遗憾的情绪。

从“我们的孩子”到“我的孩子”

与许多欧洲同行不同，帕特南并不以构筑一个深刻或完整的理论见长，而是以贴近现实的关切、详实的调查和精到的论述打动人心。或许也正因如此，这位政治学家的著作总是能够深入普通人，还直接激发了美国草根运动的勃兴。

“我这些年的学术著作，其实都是在呼吁美国人能够重拾一种集体感。”在北京的一次讲座中，他如此总结。

帕特南不止一次回忆起这样的细节。小时候，妈妈常把“我们的孩子”挂在嘴边。“我们的孩子”并不单指帕特南和他的姐妹，而是指镇上所有的孩子。但是后来，他再也听不到“我们的孩子”了，人人都只说“我的孩子”，“整个美国都从‘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只有‘我’的社会”。

在《我们的孩子》末尾，他呼吁美国人重归社群主义传统，担负起照顾别人家孩子的责任。他还提到，即便是站在自利的角度，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义务，“因为我们和穷孩子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帕特南的成名作《独自打保龄》今年8月又出了一个中文版，这本书更是直接讨论美国社会的公共参与。保龄球是一项常见的运动，打保龄球的美国人甚至比参加大选投票的人还多。人们对保龄球的热爱从未消散，但打球的方式变了。过去大家总是成群结队去打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喝很多啤酒，吃很多零食，这对产业发展有好处。更重要的是，人不那么容易孤独，社会参与感也强了。可进入197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独自打保龄球。

独自打保龄，成了整个社会的缩影。通过广泛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帕特南发现，美国人宁可独自运动、上网，也不愿意走到人群中，参与集体活动的热情逐渐冷却。这不仅发生在休闲活动中，也发生在教会、工会、社区互助组织甚至工作单位里。社会资本的流失，不只让社区的温暖和可爱褪色了，也给经济、民主甚至健康带去了不好的影响。

就如很多人对中国人“搞关系”那一套多有诟病，被理解为人脉资源的“社会资本”也可能带来不公平，这引起学者们的疑虑。但帕特南的数据统计表明，对重建“社会资本”的疑虑完全没必要，因为“在几乎整个20世纪里，社会资本和经济平等都是共进退的”。

专访帕特南：我们可以同时赢得经济繁荣与社会平等

第一财经：很多时候，你把1950年代视为一把标尺，来比照之后的社会情况。对半个世纪前的岁月，你是否总怀着好感？

帕特南：不是。1950年代也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那时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这些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我们也没有苹果手机，要知道，我可是很喜欢苹果手机的。当然，当年我们也有很多好东西，都是现在已经遗失的，也是大部分美国人早已忘却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那时我们拥有一个阶层平等、相互融合的团结社会。我们不像现在那么以自我为中心。我想探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重新回到当时的状态，让人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党派之间可以妥协和谈判。

第一财经：今年正好是法国“五月风暴”50周年。1968年的你处于怎样的状态？

帕特南：1968年，我已经毕业了，成了一名大学助教。我已经结婚了，我的妻子现在依然是我的妻子（笑）。我也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对于“五月风暴”，我关注过，但我当时已经正式进入学术圈，不再是一个学生了。当然，此前，我积极参与了美国的民权运动。

除了这两本书以外，我还在写一本新书，是关于20世纪历史的。在那本书里，其中有一章就是关于1960年代的事情。现在你还没有拿到那本书，如果让我来说服你同意我的观点，是不公平的。但我还是试着来概括几个观点：在很多西方国家，196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社会总体来说变得更加公平，政治上更加合作，文化上也更加融合。1960年代，是20世纪充满奇迹的10年，也是变化最大的时期。从那以后，美国经历了一个转折，美国人变得越来越自恋。美国成了一个“我”的社会。

第一财经：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否也和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有关系？

帕特南：这个时间点是很多国家都经历的，但是对每一个国家，它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历史，与美国也完全不同。台风会带来暴雨和潮汛，但我想要描述的是河流底下的深层基础。我想要解析的是美国变化背后的深层逻辑。

第一财经：民权运动时期的美国社会波澜起伏，很不安定，但就如你所说，当时广泛的社会参与让社会凝聚力加强了。在社会稳定和凝聚力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权衡？

帕特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需要用一本书来写出这些内容。我正在写的一本新书中，关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事就是其中的章节，会涉及这些内容。

第一财经：在《我们的孩子》结尾，你号召富人和中产阶级多多关心穷人家的孩子。对你来说，阶层鸿沟真的是缘于人们的冷漠和为富不仁吗？这是文化所导致的后果，还是制度因素占主导？

帕特南：我认为它们共同起作用。先谈制度，制度对学校教育和社会资源的分配都会起作用。在学校里，穷孩子和富孩子不得不分开上学。居住区域的分隔也是一个原因。现在，国家为富人减税，也拉大了贫富差距。

但当我们再追问下去，制度为什么会变化？我觉得还是文化上的原因。并不是说文化上的问题直接造成了这样悬殊的不平等，而是文化通过制度起了作用。我来举一个例子。美国人选择远离贫民区，要往富人区居住，这是制度吗？ 不是，这是一个文化问题。1960年代，我父母总说“我们的孩子”，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变了，这是所有变化的背景。

第一财经：你觉得经济繁荣和社会分化有没有相关性？经济繁荣是否必然会付出社会不平等的代价？

帕特南：不是这样的。在190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们的社会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但同时也拥有公平。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放慢，不平等却很严重。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相关性，两者的正向效果是可以同时出现的。

第一财经：你并不是“社会资本”的提出者，却让这个学术概念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我看来，能够唤起公众关注，是你学术写作的突出特点。你是如何让自己的学术写作深入民众的？

帕特南：很对，我当然不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许多学者都在研究“社会资本”，但我和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不同的。布尔迪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关心的是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是一个内向的社会网络如何有利于网络内的人。我关注的是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资本，是一个外向的社会网络如何作用于社会整体。

在我写《独自打保龄》时，别人都不知道“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是我写了以后，很多人都知道了，甚至克林顿都邀请我去演讲。我要说的是，我的成名并不是因为我突然变聪明了，或者特别有创造力，我只是写出了很多美国人都有的感受。在我写出这本书之前，很多人都以为这种孤独只是自己才有的感觉，但这本书让大家知道，这是一种弥漫于整个美国社会的气氛。只是，我用一种学术的方式把大家的苦恼写出来了。如果你们做记者的也能够发现大家面临的问题，然后好好写出来，相信也一样可以成名。

罗伯特•帕特南作品

《我们的孩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版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

《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