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闯荡长三角？数字化转型中这些城市的机会可以抓

数字经济正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不同维度融合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正在逐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布局。

23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全球领先的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中国联合发布了《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该报告从人才角度切入，通过对近五年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和领英人才大数据库的人才样本进行了分析。

从区域整体情况来看，在长三角地区，人才行业分布与区域发展重点相吻合。“我们发现，长三角一体化是相对健康的样本，三省一市差异化定位明显，这就避免了同质化发展和一拥而上的恶性竞争。”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说。

两份报告折射数字化转型正当时

事实上，这也已经不是领英和清华大学第一次发布数字化转型的人才报告。去年10月，就曾经发布《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人才与就业报告》，当时该报告就提到长三角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较快，杭州、上海等城市对数字人才吸引力极强，今年则侧重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的数字人才。

如果把两份报告相互参照又有什么结论呢？陈煜波告诉第一财经，和去年比有以下几点不同。

首先是范围从全国聚焦到长三角地区，这是工业化发展领先的地区。他提到中美差异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工业化是否完成，“我们的工业化没有完成就进入了数字化，从样本能看出来整个转型的独特特征。”

其次，研究的对象从数字化人才扩展到高水平人才。在本次调查中，数字化人才定义为拥有数字化技能的人以及与ICT、通信领域能够形成互补协同的人才；高水平的人才定义为在整体劳动力中具备高学历，高技能的劳动力群体，研究中选取了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作为高水平人才；能够反映数字化人才转型的指标即是数字人才占高水平人才的比例。

最后，从宏观趋势来看，实现数字化转型是中国所处的时代机遇，是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走不同的道路。在讨论数字化转型对传统行业带来影响时，数字化转型在我国更多是带来助力而非国外所展现的冲击，对人们生活带来提升作用。

在长三角地区，ICT、制造、公司服务、消费品、金融等是高水平人才占比最高的5大行业；报告显示，它们也正是长三角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最高的5大行业。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的具体情况来看，不同地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省市各有重心、分工明确。

在上海，高水平人才和数字人才在行业分布上比较均衡。ICT和制造是人才最集中的两大行业，消费品、零售、医疗、教育、金融等行业也具备良好的人才基础，在长三角地区的人才和产业发展方面处于引领地位。

浙江省则表现出基础型和融合型数字经济并重的特点，辖区内各城市呈现差异化发展。其中，杭州以发展ICT基础型产业为主，宁波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目标，金华则偏向于消费品、零售等小商品产业。

而在江苏，高水平人才和数字人才在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江苏省以制造业为主的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突出。除南京以ICT为主导行业外，苏州、无锡和常州均以制造业为主导。

相比之下，在安徽省的高水平人才主要分布在ICT、教育和制造三大行业，行业人才发展不够均衡。

“在讨论数字人才培养和留存方面，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做。从领英平台角度，我们提供大数据开展研究后，看到长三角地区人才分布在省域、市域的差异化非常明显，使得区域协同效果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领英中国公共事务总经理王延平告诉第一财经。

比如上海的ICT、制造行业人才在显著流出，南京的ICT行业人才在净流出，而杭州的ICT人才在净流入，苏州制造行业人才在净流入，反映出了不同城市的优势定位各不相同，形成了互相协同和支撑。

个人流动的借鉴

此外，报告还从人才流动的角度对长三角地区的人才状况进行了考量。

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对国内（长三角地区以外）高水平人才存在较高吸引力，区域整体人才流入/流出比为1.06。其中吸引力最强的城市是上海，人才流入/流出比达到1.41，其次为杭州。

从流动人才职位等级分布来看，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城市多偏向于吸收高级职位人才而输出触及职位人才，而上海正好相反，上海更多吸收初级职位人才，输出中高级职位人才，可以说，在长三角区域内，上海为其他地区或城市的人才结构优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这样的流动除了受各地不同产业特色的影响，深究其原因，也有个人发展历程中对生活质量追求。

“人才聚集导致生活成本上升是在国外也会出现的。在纽约工作的白领可能住在新泽西，在上海工作的人可能住在昆山，但这不是逆城市化。人聚集起来才容易有新的思想和机会出现，不是简单地分流。”陈煜波说。

在他看来，长三角的优势在于打造了城市群，上海也出现了卫星城。

他指出，县域经济提升，围绕大都市形成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通勤圈都有助于人才在一定区域内的内部流动，并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这也让《报告》的意义发挥了微观层面的作用：对个人的职位选择也是一种指导。

“领英的价值观是用户第一，由此我想到，应当鼓励职场中的每一个人追求差异化和多元化，匹配自身的特性和区域以及行业特性。这样既能最大化发挥个人优势，又能助力我国经济细颗粒度和高质量的发展。这样人才才能得到好的发展和留存。从人才策略和工作角度，我们也应当摒弃单纯的‘人才抢夺’概念，投入更多资源去鼓励和支持人才工作和生活的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发展。”王延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