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改革40年——遗产与超越

10年前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在一个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学术会议中，张五常在演讲中讲了这样一句话：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吴敬琏不认同张五常的判断，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还非常不健全。

我曾经建议说，张五常说到的那个“最好的体制”最好改为“最妙的体制”，我猜想这应该是张五常先生的原意，因为他拍案叫绝的地方其实就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分成增值税的体制。

对经济学家而言，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这个受到争议的经济体制是如何来的？第二，如果这个体制很糟，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还能在此之中增长这么快呢？

要回答这个经济体制是怎么成型的，我们必须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给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定了调。因为有了这个讲话，才能在1993年的决议中把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制度中，而且为无休止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改革开始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就是在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像涅槃重生那样，迅速从前几年的极其困难时期摆脱出来，开始转入高速的增长，长达20年之久。

要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我认为真正与我们GDP增长有关系的是各级地方官员面临的激励变化。换句话说，经济增长跟我们所推行的治理体系（governance）有关。没有中国那种独特的治理模式，那个经济体制难以为中国高速增长20年提供高能激励，而一个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也做不到那样的激励。不过是组织人事上因为把地方的经济增长纳入了上级对下级政府官员表现的考核，并以此来影响官员职位的晋升，才驱动地方官员在这20多年中为GDP增长亲力亲为，地区之间展开横向的基于增长绩效的竞赛。

这个影响的最重要机制就是地方官员为争取相对更好的GDP增长率而推动的地方之间的竞赛。竞赛是一种竞争，而竞争对经济增长当然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并会利用市场的作用，但竞赛跟竞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会有副作用，因为官员在竞赛中胜出的是极少数，极端的情形是类似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所以竞赛会是一种非常过度的竞争。比如，地方会层层放大中央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也会为了GDP增长而不惜牺牲其他应该有的社会福利目标，包括环境。

考虑到竞赛的残酷和职位晋升的概率，大多数处于竞争不利条件的底层官员会把推动经济增长与个人或家庭的利益“小目标”结合起来，这会导致官员与企业之间复杂的政商关系的形成和腐败在底层的蔓延。

我们的治理困境就在这里。对官员的激励对增长至关重要，但激励又有副作用。很容易推测，为了消除副作用而减弱对官员的激励，应会对GD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这几年，各省加权平均的GDP增长率几乎就等于中央政府制定的增长率目标。我认为这跟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激励减弱有关。现在中央不鼓励地方追求GDP的锦标赛，而组织部门把多个社会福利的目标纳入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尤其对污染排放指标给予优先的考核。这是我们治理体系和激励这几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已经显著影响了GDP的增长。这反过来证明真正影响我们GDP增长的，主要是我们的治理体系和对官员的激励。而我们的经济体制并没有什么变化。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成功追赶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不同的阶段，已有的治理和激励模式也面临重大挑战，向更多地由市场分散风险和市场纠错的机制转型越来越必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非常重要，可以看成是超越40年改革遗产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其中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还首提改革我们的治理体系。这两方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

要建立一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资源的控制权或产权就需要确权明确并得到政府的尊重和有效保护。所以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私人部门的各类产权，包括土地的租用权、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不到有效的界定、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就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